博物館與地方學：以高雄市為例

摘要

長期以來，關於地方學，缺乏從博物館的角度進行討論。台灣的博物館如同地方學的發展，在1990年代以後，受到西方生態博物館以及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影響，博物館的關懷角度也開始面向地方及社區。2002年政府所推動的「地方文化館」，更是與社區營造緊密結合，近幾年來許多強調在地的博物館，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蘭陽博物館、桃園大溪木藝博物館，積極保存地方歷史記憶，更是與地方學的特色相同，但有趣的是，討論地方學時，博物館卻往往被忽略。

本文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為例，說明該館與「高雄學」的關係，以及推動地方學的過程及構想，希望能藉由此案例促進博物館與地方學的攜手合作，更擴張地方學的視野。

        臺灣的博物館，在1990年代後，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成立，根據統計，1995年有131家博物館，1998年快速升至232間，到2009年更暴增至645間，2011年到達最高峰的748間（劉新園，2019），後逐步下滑，目前為486間。[2]相較於20世紀末，臺灣博物館數量成倍數成長，其數量的增加，大部份來自於地方型博物館，尤其是2002年後推動的地方文化館，使得博物館逐漸成為各地文化教育推動的窗口，這也與地方學息息相關，近幾年來，兩者互動越來越頻繁，也使得博物館有望成為地方學另一個重要的執行單位，本文就以全國唯一擁有市級專業歷史博物館的高雄市為例，來探討博物館與地方學的關連。

一、臺灣地方學與博物館的趨勢

地方學是以行政區域為範圍，整合討論當地的歷史人文社會各面向發展，主要是以縣市或鄉鎮區為範圍，傳統歸屬於歷史學的志書修纂。在1990年代以前，地方歷史文化在中國史當道下，並不受太多重視，1990年代的本土化、教改、社區營造，給予地方歷史研究許多養分，臺灣各地的社區大學紛紛成立，並配合臺灣史的崛起，以各地域為範圍，開始發展地方學。而當時陸續成立的各縣市文化局，也助了地方學一臂之力，各縣市文化局以地方學之名出版書籍、舉辦研討會，並與大學及民間團體合作，此為地方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社區大學為推動地方學的倡導者，但實際出力最多者是各地方縣市文化局（王御風，2011）。

台灣博物館的發展，也與此類似。1990年以前的歷史類博物館，如故宮、國立歷史博物館，其研究或典藏也都是以中國歷史為主。1990年以後，本土化運動興起，臺灣史研究開始逐步發展，1998年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07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本土型歷史博物館陸續成立，還有許多包含當地歷史的地方型博物館設立，如2010年蘭陽博物館、2015年桃園市立大溪木藝博物館，都可看到臺灣博物館的轉變。

與此同時，文建會於2002年開始啟動的「地方文化館」計畫，也是立足於社區營造，直接在各地區輔導建立小型地方文化展示場所，多半歸屬於博物館性質（蘇明如，2012，11-12），這也是當時臺灣博物館數量扶搖直上的關鍵政策。而這些地方文化館中，有許多是來自於古蹟或歷史建築的文化資產活用，根據蘇明如針對2002-2012年間466座地方文化館的統計，78座屬於此類，約佔六分之一；與多元歷史文化相關館舍，更高達187座，約佔總數的40.1%（蘇明如，2012，139）可見歷史文化是地方文化館的主軸之一，而高雄市當時共有46個地方文化館（蘇明如，2012，438-439）。

但無論是地方學或博物館，熱潮在2010年後開始出現疲態，社區大學雖然是地方學主力，但因欠缺專業研究人力，能量不足。地方政府的地方學也常因首長更替，而讓地方學中斷，無法延續，均使地方學熱潮受到影響（王御風，2011）。地方文物館發展也在2011年全台博物館從高峰開始下滑後，常出現因準備不夠充分，無以為繼的情形，以2021年高雄市為例，共有45個地方文化館，雖然與2012年數量差不多，但在實際情形上，已成為許多古蹟歷史建築活化後館舍的經費來源，2012年僅有5個是由古蹟歷史建築活化之館舍，到了2021年高達21個（見附錄1），幾乎是地方文化館的半數，可見其歷史文化性更為增強，但與如何有效在歷史空間強化博物館，是接下來的主要課題。

2018年教育部推動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及2019年行政院推行「地方創生」後，大學生力軍紛紛進入社區後，出現以大學為主的第二波地方學高峰。同樣的，USR跟地方創生也開始與許多地方文化館合作，地方文化館如何把握這一波契機，與地方學共融，也攸關地方文化館的未來發展。

二、呼應在地的博物館

博物館與社區間的互動並不陌生，1970年代後西方的「生態博物館」風潮對於台灣也有所影響，「生態博物館」強調從以前的由上而下、由內而外的型態，改成由下而上、由外而內，放棄大論述，由「以物為主」改成「以人為主」，從過去導向變成現在或未來導向。在此情形下，使得博物館的展演形式，重視地方風俗及社區力量的展演（張晴雯，2020，139-142）。

而實際上，博物館與地方學間的互動在近幾年確實越來越密切，2019年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台史博）舉辦了「共筆臺灣：地方學的新展望」研討會，文化部長鄭麗君致詞時強調「重建歷史要從重建地方學開始」（文化部，2019），可見對此的重視。台史博立基於台南安南，從籌備開始，就常與社區保持互動，2016年以當地為避水患，發展出能夠扛著走的特殊家屋為主題，舉辦「扛茨走溪流：臺江風土與自然」特展，到了2018年則與地方舉辦「扛茨走溪流」，重現歷史場景（陳怡菁，2018），博物館與社區間的互動，就是地方學所強調的精神。

與此同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高史博）也從2018年開始，與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以下簡稱一社大）針對高史博所在地鹽埕展開合作，由一社大在高史博內開設課程「地圖考古X城市偵探讀書會」，到了2019年，更加入中山大學，由高史博研究組帶領社區大學及中山大學學生，以高雄鹽埕的建築物進行考證，最後找出了九棟建築物的前世今生，並出版專書，這不僅呼應了「全民共筆」的「大眾史學」，也彰顯了地方學的精神（地圖考古X城市偵探讀書會，2019）。

與此有同樣精神的博物館還有蘭陽博物館、桃園大溪木藝博物館。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在黃貞燕老師帶領下，與上述幾間博物館合作，探求博物館與歷史學的關係，並於2021年出版《博物館歷史學》一書，而幾間博物館所分享的案例，都與在地生活息息相關，例如蘭陽博物館討論的「宜蘭厝」、高史博的「工業史料」等，這也都是地方學的範疇。

由上可知，以社區為養分，近幾年已成為博物館的常態，這與地方學的發展相同。且相較於地方學主要的研討會、論文形式，博物館的展示、教育方式，不僅更為活潑，也貼近民眾，可為地方學帶來更多元的發展，並協助讓更多民眾理解並親近地方學。以下就以地方學在高雄的發展為例。

三、地方學在高雄

地方學在高雄的發展，我們可以用「高雄學」來觀察。「高雄學」的名稱，最早是高雄市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在2002年委託高雄市地理學會出版的「高雄學專題規劃系列研究」，此研究也僅出現一次，是典型政府介入地方學後，隨著首長異動無疾而終的案例。在此前後，有民間舉辦的「高雄文化發展史學術研討會」（1992-1996）、以大學教授為主組成「高雄文化研究學會」每年舉辦的研討會，以及2010年開始，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所主辦的「城市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城市學學刊」，並於通識中心舉辦高雄學講座系列（王御風，2011，42-43）。然而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的研討會偏重通識教育，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的城市學系列並不限於高雄，因此與「高雄學」有一段距離。甚至在市政推廣時，市府更借用「高雄學」做為其經營市政的代名詞，可見第一波的「高雄學」，一如其他縣市，是以大學、市府為主，但「高雄學」之名很少出現在民間的社區大學或研討會中，反而較常出現在市府相關活動，也可說明此名詞在高雄並不活絡。真正的高雄歷史文化研究，還是落實在高雄市文化局所執行的計畫。

第二波的「高雄學」則是在USR推動後，許多高雄地區的大學使用「高雄學」的名稱，如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研究發展中心的USR計畫：「高雄學／城市是一座故事館」，就直接以「高雄學」為名，後來計畫名稱雖隨期程不同有所更改，但仍有以「高雄學」為名的課程。高雄師範大學也在2018年舉辦了「高雄學學術研討會」。除此之外，高史博也從2020年開始，將「高雄學」列為年度工作目標。（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2019，42-43）

第二波的地方學，由於是以USR為契機，因此先行各大學引燃，但無論是大學、社區大學或是各縣市文化局，所執行的「地方學」多半是以舉辦研討會、出版專書、論文集或課程為主，而研討會及論文專書，主要是針對專業的問題做討論，比較針對學術菁英間的交流，課程也多半以大學或社區大學學生為主，且以學期為週期，缺乏了以一般大眾為主的展示，這個空缺，或許可由博物館來填補，也使得高史博提出的「高雄學」有不同的意義。

高史博的「高雄學」，最早出現在109年度的工作計畫中。當年度整體工作計畫的三大目標中，第一項就是啟動「高雄學」，多元展現高雄歷史。該項下又分為五個子目標，一是建置「大高雄歷史常設展」，多元展示高雄歷史脈絡、二是結合教育單位，全民共筆「高雄學」、三是厚植研究能量，強化「高雄學」底蘊、四是典藏暨古物資源整飭、五是無形文化研究及推廣。（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2019，42-43）這五個子目標，很明顯是將博物館的展示、研究、教育、推廣均融合在「高雄學」脈絡下，其中最重要是被列為首要工作：2020年開幕的「大高雄歷史常設展」，這個常設展將會帶動高雄地方學不同以往的發展。

四、高史博與大高雄歷史常設展

高史博成立於1998年10月25日，雖已成立22年，但仍是迄今為止，臺灣唯一的縣市級歷史博物館。2007年1月1日，與高雄市立電影館，同改屬於新成立的行政法人高雄文化專業機構，[3]也是目前唯一屬於行政法人的歷史博物館（張守真，2018）。

既然身為歷史博物館，其典藏、研究、展示、教育自然就以高雄市在地的歷史為主。但有趣的是，儘管如此，高史博並沒有針對高雄整體歷史發展，提出一套完整的論述，也就是說，高史博對於高雄歷史的詮釋，只有「點」，而沒有「面」，這也很難成為地方學的基底。

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的高史博展覽，均以「特展」為主，也就是一檔檔主題不同的展覽，這些展覽雖然多半圍繞著高雄市的大小事，也經過精心設計，但缺乏高雄全貌的呈現。2020年適逢高雄改制更名一百年，高史博思考設立常設展「大高雄歷史常設展」，作為高史博對於高雄歷史的詮釋，經過為期一年的籌備，於2020年9月1日第一階段揭幕，2022年1月27日第二階段全面啟用。

「大高雄歷史常設展」主要建構2010年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歷史，臺灣各縣市對於其本身歷史，缺乏系統性整理，對高雄而言，2010年縣市合併後，更是將傳統的高雄市與高雄縣歷史合而為一，需要有嶄新的高雄史。但2010年後，除了為教師甄試，高雄市教育局出版的《高雄文明史》系列叢書，並無全盤討論高雄史的書籍或展覽，身為高雄市歷史的主要館舍，常設展有其必要性。

「大高雄歷史常設展」分為實體與網路的展覽，實體的展覽是在高史博一樓，共分為四個展區：概論、水系、鐵道、港口，第一個展區概論是在2020年9月開幕，第二、三、四展區則於2021年12月啟用。第一個展區是敘述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歷史，運用10分鐘的沉浸式動畫影片，精簡且活潑的將大高雄歷史介紹給參觀者，也希望來訪者能夠透過這個影片，快速地對大高雄歷史有一個完整的印象（莊書豪、莊建華，2020）。

第二、三、四展場則分別運用水系、鐵道、港口三個主題來介紹高雄歷史，每一個展覽間，選擇一個最具影響高雄發展的主題來做介紹。流經高雄的河川，以及清代所興建的曹公圳，對於高雄的農業灌溉，乃至於日後的城市居民、工業用水均非常重要，以往則鮮少對其做全面性的討論，此次則是以「水系」做全面的討論。

1908年的「築港設驛」，興築高雄港跟縱貫鐵路通車，奠定了近代高雄市的規模，此展覽也特別運用第三及第四展場分別以鐵道及港口來詮釋近代高雄如何發展。也希望透過這四個展場，能夠讓參觀者了解高雄由史前到近代的歷史發展軌跡。

除了實體展覽外，也由於高史博本身展覽空間不足，因此特別開闢可擴充的線上虛擬展場，做為「大高雄歷史常設展」的第五展場，在這個展場中，首先以歷史脈絡為主，打頭陣的第五展場就是以清代高雄為主脈絡的「鳳山雙城記」。而線上空間，有其擴充的方便性，日後則可順著日治、戰後的展間，完整介紹高雄歷史，也可擴充更多的主題，如移民、工業等，讓高雄歷史的介紹更為多元且完整。

大高雄歷史常設展的設立，可說才是高雄學的基礎。以往缺乏統整的高雄歷史發展，在常設展設立後，可以讓一般民眾對於高雄歷史文化脈絡更進一步認知，以此做為基底，向各區發展紮根。而且大高雄歷史常設展運用多種視覺手法呈現，能夠讓一般民眾更樂於接近，對於地方學的推廣更有助益。

五、結語：博物館與地方學的攜手合作

關於地方學的討論，以往都聚焦於社大、大學、各地方政府文化局，較為忽略了博物館。台灣博物館的發展趨勢，其實與地方學相同，都受到本土化、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影響，尤其是地方文化館及地區型博物館，如蘭陽博物館、大溪木藝博物館的成立，都帶動了當地社區的研究，其成果也可說是地方學的一部份。

本文以高雄地方學「高雄學」為例，高舉高雄學旗幟的多半是大學，不論是前期的通識中心，或是近期的USR，都缺乏將高雄學統整成有系統、脈絡，且容易消化的論述。直到高史博推出的「大高雄歷史常設展」，才讓2010年合併後的大高雄「高雄學」有論述主體，可說明博物館對於地方學的重要性。

地方學的成果，以往也偏向文字的論文發表。相較之下，擅長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展示的博物館，更容易親近民眾，帶給地方學更為多元活潑的形式，且許多博物館也有研究人員，日後地方學討論應多加入地方博物館，在博物館與地方學的攜手合作下，必能擴張地方學的視野。

附錄1：古蹟或歷史建築活化之地方文物館

資料來源：蘇明如，2012，438-439、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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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1040/ ，取用日期：2021.7.31。

王御風、謝雲嬌，2009。《文化館高雄學：中長程文化生活圈規劃》。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王御風，2011。〈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思與言》49（4）：31-55。

蘇明如，2012。《多元文化時代的博物館—台灣地方文化館政策十年（2002-2011）》（未出版之博士論文）。新北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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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圓，2019，〈我國博物館概況及問題〉，https://www.npf.org.tw/2/20782，取用日期：2019年。

莊書豪、莊建華，2020。〈開箱高史博：解構「大高雄歷史常設展」〉。《高雄文獻》10（2）：200-205。

張晴雯，2020。《新世紀的博物館？載於博物館營運新思維》。台北:藝術家。

張守真，2018。《在地耕耘二十年。載於燃燒吧！博物館魂：高史博轉大人》。高雄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2] 目前博物館統計數量來自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http://www.cam.org.tw/museumsintaiwan/。查閱時間：2021.11.17

[3] 2007年8月1日，高雄市立美術館也加入行政法人高雄文化專業機構，目前是一法人下轄三機構。

本文刊登自王御風，〈博物館與地方學︰以高雄市為例〉，2021年第二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2021年12月3日，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