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影響

1947年2月27日晚間,一位在台北市天馬茶房(今台北市延平北路、南京東路口)旁販賣私煙的婦人林江邁,被查緝私煙的「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沒收其私煙,林江邁苦苦哀求,希望查緝員能放他一馬,但查緝員不為所動,在拉扯間更出手打傷林江邁,引起在場民眾群情激憤,該批查緝員在慌亂逃走時,又開槍擊斃一名圍觀群眾,遂使情況失控,許多民眾敲鑼打鼓,號召大家隔天上街頭。

▲圖說:二二八事件發生地點,台北市政府有設牌解說,也常有導覽解說。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47年2月28日上午,許多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並與軍警爆發零星衝突,後來抗議民眾轉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門口抗議,不料公署衛兵對抗議群眾無預警開槍,造成多人傷亡,遂使群眾情緒更為激憤,轉進至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報導事件始末,也使得一年來因國府接收,在台灣各地產生的怨氣,瞬間爆發出來,許多地方都發生台籍人士佔領政府機構,並毆打外省人,史稱「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對國府是一大震撼,1945年10月25日,台灣民眾歡騰於國府接收台灣的場面猶在眼前,沒想到不過一年多,就有如此大規模的台灣民眾群起反抗,這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大約有共產黨策動、經濟困難、社會問題叢生、政治歧視、政治腐敗、文化差距等六種說法。以往國民黨多強調共黨策動及文化差距(強調台民的奴化),實際上,共產黨人與二二八事件雖有關連,但其介入的方式、時機、程度、結果,都不足以承擔「策動、主持」二二八事件的罪責或榮耀。 而經濟困難、社會問題叢生、政治歧視、政治腐敗等四項原因,都與來台的接收人員有關係。

陳儀個人雖然很清廉,但其手下的接收人員卻是與國民黨前往各地的接收的人員一樣,只抱著前往接收就會有「車子、房子、金子、銀子、女子」的「五子登科」想法,貪污橫行,原本立意良好的經濟政策,也成為他們搞鬼的好機會,使得台灣在短短時間內,經濟、社會問題均層出不窮。

除此之外,國民黨更將其在大陸的「派系文化」帶來台灣,派系各據山頭,結合台籍政治人物,互相鬥爭,這不僅使得台灣政治混亂,在二二八事件中更是重要關鍵。當時台灣政界的各派系,約略可分為來自大陸的政學系、軍統、CC、孔宋集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等,這些派系又結合台灣的政治人物,糾纏複雜。

對台灣民眾而言,這一切都與其想像中的「祖國」相去甚遠。台灣人民對於「祖國」的歡迎,從國民政府來台時受到盛大的歡迎可獲證明,而1946年開始舉行的選舉,吸引大批台灣民眾參與,更說明台灣人民對國民政府的信心。

但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後,不僅貪污橫行,所有權位也被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的理由遭大陸人霸佔,行政長官以下各級處長縣市長,僅有三位縣市長是台灣人,其他二十位均為外省籍,官員更是多半為大陸籍, 讓原來以為國民政府來了後,就能夠改變台籍人士無法在政府中任事的台灣人,大失所望。

過去,台灣人厭惡日本人的歧視待遇,罵日本人為「狗仔」。戰後,他們發現他們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原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此就稱來自大陸的「外省人」為「豬仔」。戰後台灣社會流行的一句話—「狗去豬來」,表達台灣人內心的失望與不滿。不滿之餘,他們自然而然將「狗」與「豬」作了比較,他們發現以前所厭惡的「狗」反而可愛了起來,因此,一些台灣人開始懷念起日本人,動不動就開口閉口說:「日本時代如何如何」。大陸人士看到如此情形,於是忍不住又痛斥「奴化」,台灣人對此益加不悅,兩者文化的摩擦,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對台灣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件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是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北市發生的緝煙傷人情事,激起民眾久積的憤怒,第二天更多民眾的抗議、請願又遭軍憲機槍掃射,終於使暴動蔓延開來。

第二階段則是28日後,一方面有民意代表、仕紳為主所組成的「處理委員會」進行政治交涉,一方面有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嘗試建軍,企圖以「實力」達成改革政治的要求,陳儀政府則一面妥協讓步,一面向南京政府請求援助。

第三階段,則是劉雨卿的第21軍於3月8日夜間登陸以後,國民政府展開恐怖的鎮壓屠殺,直到5月16日魏道明接任省主席,宣布取消戒嚴,結束「清鄉活動」為止。

要注意的是,二二八事件是逐步擴散至全台,在國府派兵來台前,也不是混亂至不可收拾。大致而言,台北市於2月28日下午起爆發大規模衝突,當天,臨近的基隆、北縣地區也受到波及。3月1日,亂事擴及桃園、新竹一帶;3月2日又蔓延至台中縣市、彰化、嘉義、台南縣市;3日,高雄地區也發生混亂;4日,屏東「三四事件」爆發,花蓮、台東地區也出現狀況,全台各縣市或多或少受到影響,但從3月4日開始,各地秩序就已慢慢恢復,二個有武裝部隊的地區:台中「二七部隊」已移往鄉間,嘉義地區民軍與國軍也展開談判。 基本上,事件和平落幕的機會是存在的。

既然情形並非不可控制,最後為什麼會產生國府派兵來台鎮壓的慘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其實是個關鍵。在事件爆發後,3月1日上午,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參政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推派代表赴公署謁見陳儀,提出請求,陳儀也善意回應。但戰後各政治派系開始進入委員會,2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即在全省各地設立。這些派系希望能夠因此讓陳儀的政學系灰頭土臉,極力煽風點火,再配合民氣,使得「處理委員會」這些台籍知識份子逐步提高籌碼,最後在3月5日要求長官公署需半數由台人擔任、實施縣市長民選、公營事業由本省人擔任等政治議題,讓陳儀無法接受,再加上軍統的柯遠芬一開始就認定有共黨介入,並急於立功,終使國府派兵來台鎮壓,這些參加「處理委員會」的台籍精英多半被捕、槍決,成為台灣史上不可抹滅的傷痕。

到目前為止,二二八事件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並沒有正確的數字,眾說紛紜。但其對台灣的影響,並不限於這些無辜生命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喪生者多半為台籍精英,這也使得台灣與外省的「省籍情結」更加發酵,不但帶動「台灣獨立」運動的興起,更使台籍知識份子退出政治界。

戰後初期台灣的知識份子參政意願之高,可從民意代表的組成窺知一二:首先其整體學歷之高,為後面多屆所罕見, 但其變動之大,也是歷屆所不及。 這可說明當時台灣的精英幾乎都投入了選舉,也當選民意代表,在二二八事件中,這批精英更是各地「處理委員會」的中堅份子,因此在秋後算帳時,多半也因此犧牲,使得各地民意機關,已從光復初期所謂「心向祖國、建設台灣」,不避不諱地觸及各類尖銳而敏感的課題,退到二二八事變後謹守地方自治之一隅。 這也使得國府在日後治台時,不再遭遇太大的反抗。

參考書目:
陳儀深,〈論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社,1996年9月初版)。
李筱峰,《解讀二二八》(台北:玉山社,1998年初版)。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1995年初版)。

 

本文作者:王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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