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客家白色恐怖：客家庶民的1949
1949年，是許多個人命運被政治紛紛擾擾而牽連的關鍵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成立，象徵著國共內戰走入尾聲，大批國民黨官員及軍隊渡海來到臺灣，他們的眷屬也隨之而來。60年後的2009年，國共雙方各自書寫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國共產黨有「建國大業」；而外省族群在寶島的奮鬥故事，也成了「大江大海」的主軸。
在這段歷史中，屬於臺灣民眾的1949在哪裡？甫於1945年，從日人的統治中被祖國「光復」的臺灣民眾，一開始因可「做自己主人」而歡天喜地，蓋過了從あいうえお轉換到ㄅㄆㄇㄈ的文化衝突，後來發現祖國接收大員的貪污腐化後，興起「狗去豬來」的感慨，也激起了1947年本省人對抗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許多臺灣菁英於此犧牲，也讓許多臺灣居民對政治保持距離。
對比臺灣內部國民黨政權的獨大，在中國大陸，國民黨則在國、共兩黨的對決中敗下陣來，中國共產黨宣揚的社會主義理想，讓現實中與財團、派系無法釐清關係的國民黨大失民心。這股紅色浪潮，也吹到了海峽對岸，臺灣許多知識青年開始閱讀相關文章，一些曾在中國大陸與中共有所接觸、並認同其主張者，更扮演其橋樑角色，與中國共產黨派遣來台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合作，為「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大失所望的臺灣民眾開啟另一扇窗。
1949年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對於這股「紅色浪潮」全力圍堵。先是於3月間在台大、師院（今日台師大）逮捕學生，5月宣布戒嚴，6月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8月則逮捕了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更循線於隔年逮捕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從1949年開始，國民黨以「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雷厲風行方式「捉匪諜」，這種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方式，在臺灣佈下天羅地網，並製造許多冤獄，鞏固了其政權，這是1949對臺灣民眾，最深的感觸。
鋪天蓋地的「白色恐怖」，透過國民黨軍警情治系統，將全台牢牢網住，就算是在台灣最南端的屏東六堆地區，也無法掙脫，從1949年開始，許多客家民眾，也都因為「匪諜」罪而鋃鐺入獄，本書將整理1949年前後影響屏東六堆地區最深遠的幾起白色恐怖案件，從中可看到白色恐怖對於純樸農村造成的衝擊，其陰影至今仍不散。
白色恐怖的起點：四六事件
1949年3月，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台灣大學生兩位學生因騎腳踏車雙載被取締（當時規定腳踏車不能雙載），擴大成為學生與警方的抗爭，不僅學生包圍警察局，後來的聲援晚會中還唱共產黨的歌曲，讓懼怕「學運」的國民黨政權決定對學生採取動作。
圖說：四六事件發生地（今日的台師大）
4月6日，警備總司令部進入師院及台大校區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這也是一般認為「白色恐怖」的開啟。在此事件中，由於學生來自全省各地，因此也有屏東六堆籍的學生目睹及參與，本書中的李松盛與溫興春就是當年就讀師院的學生，雖然兩人日後的境遇大不相同，但對於白色恐怖的記憶均難以忘懷。
基隆中學光明報案
1949年另一個重要的白色恐怖事件，是基隆中學的光明報案。本事件關鍵人物為鍾浩東，本名鍾和鳴，屏東高樹客家人，為知名作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兄弟，其民族意識強烈，在雄中就讀時認識同樣來自屏東六堆地區，且具有抗日意識的蕭道應，兩人結為好友。
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心懷祖國的鍾浩東於1940年帶著新婚妻子蔣蘊瑜（蔣碧玉）、表弟李南鋒，好友蕭道應及其妻黃素貞（黃怡珍）前往中國，後在廣東惠陽被國民黨軍隊扣留，並準備以「日諜」身份處決。一位軍法官通知當時領導「東區服務隊」的台籍人士丘念台來審訊，經其保釋，後更轉至「東區服務隊」工作。鍾浩東、蕭道應、李南鋒於1944年跟隨丘念台至福建永安的台灣省黨部工作，後又隨丘念台回到廣東成立「台灣省黨部粵東工作團」，直到日本宣布投降。[1]
1945年，鍾浩東與蔣蘊瑜回到台灣，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其在中國大陸就與中國共產黨有所接觸，也認同其主張，後也陸續安排理念相近者，進入基隆中學任職。1947年8月，鍾浩東與藍明谷、鍾國輝等人設立基隆中學支部，由鍾浩東擔任書記。
為加強宣傳，其於1948年秋天發行宣傳刊物「光明報」以教育群眾。光明報的辦報經費，是由鍾浩東賣掉房子後，在屏東媽祖廟對面開設一間「南台行」地下錢莊籌措，由鍾浩東、邱連球、邱連球堂哥邱連和跟邱連球弟弟邱連奇負責，後來也因「光明報」而暴露蹤跡。[2]
1949年7月，中共相關組織以紀念「七七」抗戰12週年之名，全島散發傳單及張貼標語，讓國民黨決心大規模緝捕。8月，畢業於台大商科的王明德，因寄發「光明報」給其追求的女姓而被報警逮捕，國防部保密局循線逮捕成功中學支部，後又於1950年1月逮捕鍾浩東等人，鍾浩東最終遭到槍決。[3]
鍾浩東案與屏東地區的關連，主要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曾在基隆中學任教者，如鍾國輝、李南鋒、邱連球、林獻香、蕭聖蘭、李旺輝等人。二是鍾浩東在高樹鄉廣福村的好友：黃新枝、張昌華、江順霖。三是與邱連球有關的，如邱連球的親戚及家人：邱連和、邱連奇，以及與邱連球一起從事農民工作的古有桂、李清增。
鍾國輝為內埔的望族子弟，1947年由藍明谷介紹，赴基隆中學任職，教導數學並擔任總務主任，但後來因為身體不好，返回屏東。其回到屏東後，與任教於潮州中學的劉特慎，及鍾浩東好友邱連球聯絡，以「三七五減租」為主軸，進行農村工作。
基隆中學爆發後，鍾國輝立即逃至旗山，而老家在旗山的基隆中學職員李旺輝也返家藏匿，並由李旺輝將鍾國輝身份證變造，後來被警察發現其身份證已被變造，循線逮捕其妻蕭聖蘭。後鍾國輝被判死刑、蕭聖蘭判刑5年、李旺輝則被判處15年。[4]
李南鋒是與鍾浩東一同前往中國抗日者，其在基隆中學擔任一年管理組長後，回到屏東市政府任職，基隆中學案爆發後，其也被捕判刑6個月，後移送至綠島「新生訓導總隊」感訓，直到1955年6月才遭釋放。林獻香是佳冬人，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院，戰後返台，在鍾浩東力邀下於基隆中學任職，基隆中學事件爆發後，林獻香也被捕判處感化，同樣送至綠島的「新生訓導總隊」，「感化」了9年才釋放。[5]
本案在屏東，除了鍾浩東外，另一個關鍵人物是邱連球。邱連球為長治鄉崙上村人，是鍾浩東的表兄弟，畢業於屏東農業學校獸醫科就讀。戰後鍾浩東返台，邀請邱連球前往基隆中學任教，擔任了一學期的事務主任，後返回屏東。[6]
回到屏東後，邱連球與屏東中學的老師葉紀東、曾留學日本的長治鄉德協村人，在糖廠工作的李清增合作，發送「光明報」，並計畫配合政府的政策，在農村中以「三七五減租」為號召，推廣農民運動。[7]
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生後，有幾個基隆中學教職員逃亡到邱連球與邱連和家，[8].隔了幾天，調查單位逮捕邱連球，後以其發展農村工作，吸收與鍾浩東同村之張昌華、江順霖、黃新枝為由判其交付感化。[9]這三位與鍾浩東同村的好友，實際上受到鍾浩東的影響較大，最後江順霖以加入共黨為由被判刑5年，[10]張昌華被判刑12年、黃新枝後來躲藏一年後，出來自首無罪。[11]而邱連球的親人，與鍾浩東共同開設「南台行」的邱連和、邱連奇同樣被逮捕。邱連和與邱連球相同，未經審判，直接交付感訓，1958年6月才獲釋。[12]邱連球的弟弟邱連奇則被判刑1年。[13]
1949年基隆中學案爆發後，李清增當時已被調到恆春糖廠，所以躲過一劫，後其請調到離家近的溪州糖廠，在糖廠期間，李清增依舊發展群眾組織，因此在1952年被捕，後在偵訊時，因另案被捕者供出邱連球，於是邱連球被重新審判。1953年，邱連球被軍事法庭判定，其因吸收李清增及同為德協村之古有桂[14]加入共產黨，邱連球被改判死刑。[15] 古有桂、李清增也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16]
省工委的發展及瓦解
除了基隆中學員工及鍾浩東的朋友，國民黨調查人員更循線於1949年找到了中共在台最重要的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是由蔡孝乾於1946年7月抵台後成立，由其擔任書記。省工委組織開始發展很慢，影響力並不大，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許多知識份子不滿國民黨，轉而將希望寄託在共產黨，才讓組織壯大。1949年底，已發展黨員1,300名，群眾2千餘人，組織遍及全台。
光明報案爆發後，省工委的組織一一被國民黨情治系統發現。[17]省工委會在南部的發展，遍及高雄、台南、屏東等地區，先後成立多個支部，在屏東六堆地區為佳冬支部。其成立者為劉特慎，廣東人，1947年6月來台，於潮州中學任教，設立今日屏東地區各支部，包括佳冬支部。[18]1949年10月，調查局循線逮捕劉特慎，[19]佳冬支部相關人員轉趨低調，1950年4月，蔡孝乾被捕，省工委近乎瓦解，相關人士均開始逃亡，躲避國民黨情治人員的追捕，其中也包括曾與鍾浩東一同赴中國抗日的蕭道應。
蕭道應與省工委佳冬支部
蕭道應是抗日著名的佳冬蕭家蕭光明之曾孫，其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1940年，加入好友鍾浩東的計畫赴中國，展開一連串艱辛的抗日工作。[20]戰後蕭道應返台，擔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室主任，由於其在中國大陸時，已與共產黨有所接觸，故返台後參加省工委相關活動。在基隆中學光明報案、高雄工委會相繼被軍警調查單位破獲後，蕭道應警覺不妙，於1950年辭去台大的工作，偕同妻子黃怡珍，轉入北部山區躲藏，1951年元宵節過後，他們回到南部，先到屏東市的舅舅吳金池處躲藏半個月，後轉往佳冬地區，由佳冬支部成員掩護，後又轉至蕭道應祖母的外家孫—林葵居住的上埔頭村躲藏。[21]
佳冬支部的命運至此與蕭道應相繫。佳冬支部原由劉特慎、李丁福領導，在劉特慎被捕後，李丁福開始躲藏，改由羅冬梨繼續領導。1951年3、4月間，因蕭道乾回到佳冬躲藏，李丁福、羅冬梨、鄭團麟等人與蕭道應在佳冬碰面。[22]6月間，調查單位獲悉蕭道應在南部，立即派遣幹員赴屏東佳冬逮捕楊源盛等多人，[23]佳冬地區被嚴密監控。1951年12月間，屏東縣警察局接獲線民密報，指稱蕭秀江、鄭團麟，平日言論偏激，常發表反政府論調，且與李丁福交情甚篤，後於1952年1月，將蕭秀江、鄭團麟等人逮捕。[24]（鄭團麟故事可見本書第一單元）
本案相關人員判刑如下：蕭秀江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古芹香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刑滿後交付感化、李庚德則被被處交付感化。[25]李丁福、羅冬梨、羅芳整最後則因自首，獲得自新機會。先後收留過李丁福等人的張尾結、賴登水，各被判刑12年及10年。戴常山、藍樹林、曾南鴻、林葵盛則因認識與本案有關的羅冬梨、羅芳整，以「明知為匪諜不告密檢舉」為由判刑有期徒刑3年。[26]這也讓佳冬籠罩在調查單位「寧可錯殺百人、不可放過一人」的白色恐怖氣氛中。
蕭道應夫婦則機警躲過一劫，到了8月，則前往苗栗魚藤坪，該地由陳福星（老洪）領導，可說是當時黨人們最重要的根據地，該地環境隱蔽、又在山區，難以突破，最後軍警調查單位培養內線，才掌握內部情勢，於1952年4月進行逮捕，蕭道應夫婦及老洪均中計落網。[27]
蕭道應落網後，與其妻黃怡珍、陳福星等人均「自新」，後蕭道應被派至調查局第六科擔任法醫工作。[28]其他在其逃亡至佳冬期間掩護的親朋好友，則紛紛被判刑。：黃怡珍的表叔楊源盛遭判處死刑。蕭道應的好友蕭彩祥也同樣被判死刑。曾恩粦、戴寬粦、蕭東應、吳金池則因「包庇藏匿叛徒」，各處有期徒刑10年。
劉妹德、蕭丁福則因「不知兩人為匪，但十五日不報臨時戶口」交付感化管束。[29]蕭道應父親蕭信棟接濟其夫妻，被以「連續為叛徒供給金錢」，判刑5年，蕭道應的表兄弟賴端元則以「明知為匪諜不告密檢舉」判刑有期徒刑5年。[30]林興雲、林英雲則由家中籌錢，以每人3000元的代價，在警局關了一星期後，就被放出來。[31]黃運妹也是在警局關了40天後被放出來。[32]
白色恐怖的不同階層
在屏東六堆地區，1949年前後的白色恐怖，以基隆中學、蕭道應、省工委佳冬支部三案交織而成，其中的複雜關係，可見附件一，此表以調查單位的報告及法院判決書整理而成，雖不可盡信，但仍可看出其網絡關係。
整體來說，被牽連至屏東六堆地區白色恐怖者可大致分為幾類：一是領導者，最突出的是鍾浩東及蕭道應，他們認同社會主義的理想，並以行動對抗國民黨政權，以省工委為主軸發展，同時也吸引了一批人加入組織。
二是這些追隨者，如基隆中學光明報案的鍾國輝、邱連球等人，或是各地支部的重要幹部。這些人多半為知識份子、認同社會主義，或對政府不滿，但他們究竟是否清楚瞭解省工委的發展宗旨，或只是因工作或友人被無辜捲入，則很難肯定，官方判決書上雖多半記載其為知情，但這是否為羅織罪名，無法得知，因當事人多半已過世，僅能訪問到的第二代多半都否認其與省工委組織相關。
三是無辜捲入者，相較前兩者多為知識份子，曾到外地讀書，有許多是為理念犧牲。這部分則多半為屏東六堆地區的在地居民，也不清楚社會主義，他們可能只是與佳冬支部成員認識，或是蕭道應回鄉時借其住宿，甚至是政府懼怕聚會組織，所捉的「結婚會」、「青樂班」成員（見本書第二單元）。這對於純樸六堆農村而言，衝擊更大，許多居民因懼怕，而與這些涉案者保持距離，不論是當事人或是第二代，都一直生活在無形的囚籠中（如本書李松盛個案），甚至還牽涉到密告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可見本書賴崇文個案）也讓整個農村社會，起了許多無形變化。
除了上述三案，本書也包括1949年的四六事件，以及1950年的臺灣再解放聯盟案，這兩案相關故事均在第三單元中呈現，其均為屏東六堆地區的知識份子，從其故事中，更可看到白色恐怖對於知識份子的禁錮與影響。
真真假假？白色恐怖的多重記憶
本書主要是以基隆中學光明報、省工委佳冬支部、蕭道應三案為主，對於其當事人、家屬，或者朋友進行訪談，並以故事方式呈現。但一如所有的口述訪談，受訪者對於當時歷史的詮釋，或許會與其他人，甚至資料有出入，因此對同一個案件，或許會因為受訪者不同，呈現出來的觀點也不同。
這種多元觀點的情形，在白色恐怖中更為混亂。前已述之，1950年代前期的白色恐怖事件受害者，有的是為其理想，積極參與共產組織，但有更多是無妄之災。然而執政者為製造寒蟬效應，一律以「參與匪黨組織」定罪，其自白書可能是調查單位羅織罪名，在刑求後，受害者不得不簽名承認，用此為基礎所寫的審判書當然不準確，但究竟有多少是如此？我們無法詳細得知。
除此之外，當事人、家屬、親友對於同一件事的回憶，也完全不同。在戒嚴時期，因匪諜罪而入獄者，會受到社會的制約，就算是當事者出獄後，也對此事不願多談。因此就算親為子女，對於其父親究竟是否冤枉受牽連，其實也不是十分確定，故對子女的訪談，也很難還原事情原貌，但從中卻可清楚看見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的困境與苦楚。
因此對於本書所討論的三個白色恐怖案件，我們試圖用各種方式呈現。本文整理了官方資料與訪談，試圖描繪當時的歷史背景、氛圍，但一如上述，因官方資料的不精確，無法百分之百還原。其餘則以口述訪談為主，由當事人、親屬、朋友，分別就其觀點，回憶事件經過。希望透過各種方式，讓大家能夠從官方說法、當事人的回憶，以及親屬、朋友的看法各種角度，更能瞭解1950年代前期，屏東客家地區知識份子的奮鬥與抉擇，以及白色恐怖對於客家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參考書目
本案相關判決書。
藍博州，《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台北：時報，2004年10月）。
藍博州，〈一個悲劇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1916-2002）〉，《紅色客家人》（台中：晨星，2003年）。
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台灣文獻》60：1，頁。
不著撰人，《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
[1] 藍博州，《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2004年）頁65-106。
[2] 藍博州，《幌馬車之歌（增訂版）》，頁155。
[3] 〈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二》，頁2-3。
[4] 〈鍾國輝李旺輝等判決書〉，1951年3月3日。
[5] 〈林經堯訪談紀錄〉。
[6] 藍博州，〈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幌馬車之歌》，頁171-175。
[7] 藍博州，〈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幌馬車之歌》，頁191-194。
[8] 藍博州，〈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幌馬車之歌》，頁178-179。
[9] 〈邱連球判決書〉，（42）審覆字第001號，1953年2月18日。
[10] 〈藍明谷、江順霖等7人判決書〉，1951年3月28日。
[11] 〈黃明章訪談紀錄〉。
[12] 藍博州，〈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幌馬車之歌》，頁172。
[13] 〈邱明廣訪談紀錄〉。
[14] 在藍博州對李清增及葉紀東的訪談中，古有桂並未與其共同參與組織及行動，崙上訪談時，一位不願具名的鍾家後輩回憶表示：「古有桂是外省客，印象中沒有參加共產組織，不過有寫文章批評政府之類的，後來在白色恐怖被捉」。古有桂應是後來因他案被牽連入內，與本案應無關。
[15] 〈邱連球判決書〉，（42）審覆字第001號，1953年2月18日。
[16] 〈古有桂、李清增判決書〉，（41）安潔字第2949號，1952年10月24日。
[17] 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台灣文獻》60：1，頁408-415。
[18] 1947年的行政區劃，今日之高雄縣與屏東縣均為高雄縣，故其屬於「高雄工作委員會」。
[19] 〈匪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一》，頁10。
[20]，頁211-270。
[21] 藍博州，〈一個悲劇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1916-2002）〉，《紅色客家人》，頁281-296。
[22] 〈匪台灣省工委會屏東區委會佳冬支部鄭團麟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二》。
[23] 藍博州，〈一個悲劇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1916-2002）〉，《紅色客家人》（台中：晨星，2003年出版），頁296-297。
[24] 〈匪台灣省工委會屏東區委會佳冬支部鄭團麟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88-289。。
[25] 在1952年的判決書中，鄭團麟、賴傳盛、蕭秀江、古芹香、李庚德均被判處死刑，為各案中判決最為嚴厲者，但根據《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僅鄭團麟、賴傳盛判死刑，蕭秀江、古芹香、李庚德均被判處有期徒刑及感化，證諸對其後代的口述，也確如《歷年辦理匪案彙編》記載之情形，為何後來與判決書有所出入，目前仍找不到相關線索。見〈匪台灣省工委會屏東區委會佳冬支部鄭團麟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92-293。
[26] 〈曹鴻雲、張尾結等11人判決書〉，（42）安度字第0508號，1953年4月3日。
[27] 〈匪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二》，頁213-217。
[28] 藍博州，〈一個悲劇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1916-2002）〉，《紅色客家人》，頁211-212。
[29] 〈高草、楊源盛等9人判決書〉，（40）安度字第4664號，1951年12月23日。
[30] 〈曹鴻雲、張尾結等11人判決書〉，（42）安度字第0508號，1953年4月3日。
[31] 〈林華善訪談紀錄〉。
[32] 〈黃運妹訪談紀錄〉。
本文收錄於王御風、李育琴、許瑞君、郭漢辰合著，《走出六堆的暗夜：白色封印故事》（屏東：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2012年2月），頁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