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船頭與英國領事館

高雄捷運橘線的終點站叫做「西子灣」，但車站實際所在地卻是哈瑪星，出捷運後得經「哨船頭」才能到西子灣，如果搭車前往西子灣（如果步行可選擇西子灣隧道，就不會經過哨船頭），路上就會經過哨船頭最出名的景點：打狗英國領事館，高雄市政府也在2013年特別設置了「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希望能重現這一段歷史。

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分為山上的英國領事官邸及山下的英國領事館，領事在山下靠近海邊碼頭辦公，旁邊有打狗海關（現為高雄海關宿舍），聚集在哨船頭的外商有事可以就近找領事協助。下班後領事可沿著山旁古道走回官邸，在景緻極佳的官邸中好好休息。而這個官邸以往被認為就是領事館，加上這是眺望高雄港最佳景點，遊客如織，因此「英國領事館」這個名稱名聲大噪，卻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嚴格說來，哨船頭可算是一個清末打狗的外國人社區，領事館、海關、洋商倉庫都在此。但清末打狗真正繁榮之處卻是隔著高雄港的旗後（今旗津），哨船頭原是清代水師駐紮之地，「哨船」之名即指水師的哨船。清末開港前後，洋商相中此地設置倉庫，可能是因為此地遠離商業區，又有軍隊駐守，較為安全，後來就演變成為打狗的外國人集中地。但希望能接觸人群的，例如傳教活動，卻還是以旗後為主。

也因此，我們經由英國領事館的設立過程，可以一窺清末外國人來到打狗的歷程，外國政府、商人、傳教士透過打狗港（今高雄港）的開港，進入高雄，以旗後與哨船頭為中心，建立海關、領事館、教會、醫館，帶來西方的行政、宗教、醫療體系，改變了高雄的風貌。

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西方打開了封閉已久的中國大門，但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無法滿足西方全面進入中國市場的渴望。1856年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1858年），開放了台灣四口（滬尾、雞籠、打狗、安平），該條約同時確立各口海關交由英人管理，兩者均對高雄（打狗）影響極大。

  1861年7月，新上任的英國駐台副領事官史溫侯（Robert Swinhoe）搭乘英國皇家金龜子號（Cockhafer）來台，因無法在府城登陸，遂改成在打狗上岸，後來陸續在府城、淡水設立領事館，後史溫侯認為台灣當時最高行政長官道台位於府城，有事要與其討論頗不方便，且南部二口外貿總額，為北部二口兩倍，史溫侯遂向英國駐華公使建議南遷，後也獲得同意，於1864年將領事館南遷至打狗，後更於1865年升為領事，但其來到打狗，領事館先是設在停泊在打狗港的三葉號（Ternate）上，後遷至旗後岸邊，更於1866年5月，向天利洋行（McPhail & Co.）租下在旗後新蓋的建築，這段歷史一直被誤以為就是哨船頭山上的建築，但實際上這時英國領事館一直待在旗後。[1]

  這位英國首位的駐台領事，其實最有名的身分是博物學家，他在台灣的時光，除了公務外，均致力於尋找、研究台灣的特有生物，並加以發表。例如藍腹鷴、台灣藍鵲都是史溫侯所發現，藍腹鷴甚至以史溫侯 (Lophura swinhoii，Swinhoe’s
Blue Pheasant譯為史溫侯藍雉) 為名，在領事館園區中，也可看到對史溫侯的特別介紹。

史溫侯

  在這段期間，除了英國領事館外，尚有打狗海關、洋行，以及醫療傳教士聚集在旗後，哨船頭是以洋商的倉庫為主，吸引洋商而來的，就是在高雄與屏東優良的糖產。但打狗其實不如府城繁榮，這些外國人會聚集於此，除了安平的港口在每年西南季風吹拂期間，海沙飄移，無法停泊洋船的缺點外，府城居民對於西方人的排擠，也使得外人聚集於較友善的打狗旗後，這部分的故事可以用傳教及醫療來說明。

西方人來到東方，除了貿易，最重要就是傳教。而傳教的方式很多種，在台灣最有效的就是醫療傳教，馬偕拔牙的故事更是深植人心。第一位踏上台灣土地的醫療傳教士是馬雅各（James L. Maxwell），其於1865年5月28日抵達打狗，3日後前往當時台灣第一大城—府城，並於西門城外看西街設立醫館及教堂。但因當地謠傳他會殺害漢人取腦漿，造成民眾恐慌，反對者包圍醫館，並揚言拆毀教堂，官府諭令其離開。[2]他只好回到最初來到台灣的打狗旗後（今旗津），於通山街租屋做為禮拜堂和醫館，就是今日旗後教會的前身，也是打狗醫療傳教的開始。

隔年（1866年）馬雅各醫師在旗後山腰下（今旗后燈塔下方）興建醫館，此為台灣首座西式醫院，不僅吸引了許多民眾來此看病，更有日後被稱為西方「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在此坐鎮，其於1866年6月派駐至打狗擔任海關醫官，也在此看診。萬巴德醫師在打狗時常碰到瘧疾，引起其興趣，最後發現瘧疾是由寄生蟲所引起，並藉由蚊子傳播，為瘧疾的防治邁出一大步，使其被尊為「熱帶醫學之父」，日後其於香港創建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就是孫中山的母校。[3]

馬雅各醫師

但南部民眾對傳教士的排斥，使得傳教工作難有進展，1868年更爆發「鳳山教案」，鳳山縣許多教堂被焚毀，甚至有教徒致死，這使得駐打狗的英國代理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非常不滿，在與大清官員溝通未獲共識情形下，於1868年派軍艦砲擊並佔領安平，迫使清廷承諾會讓傳教士到府城傳教，於是馬雅各醫師可以重返府城行醫及傳教，其於二老口再設教會與醫館，這間醫館被稱為「舊樓醫館」，1871年馬雅各醫師返回英國休假，1874年英國宣教師們新蓋一間醫館，遂被稱為「新樓」，也就是今日「新樓醫院」的前身。

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傳教士是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1867年奉派來台灣，是長老教會第一位派到台灣的牧師，其到台灣時，馬雅各醫師正在旗後宣教，故其也落腳打狗。1868年馬雅各醫師轉赴府城後，李庥牧師以旗後為中心繼續宣教，李庥牧師除傳教外，更重視於傳教人才的培育，其在旗後成立「傳教師養成班」，更在府城新樓設立「大學」（今台南神學院）後，但在東奔西跑下，李庥牧師因積勞成疾，於1879年9月感染瘧疾，不幸過世。

李庥牧師過世後，其夫人繼承遺志，成為台灣首位女傳教師，致力於婦女傳教，並積極創建女學，在其努力下，於1887年2月開學，此為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也就是今日的台南市長榮女子中學。[4]

除了傳教士、醫生外，還有許多外國人也來到旗後，例如著名的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於1871年遇到馬雅各醫師，隨其來到台灣，留下許多台灣最早的攝影作品，其中一張哨船頭的照片，更可以證明當時哨船頭尚未興建英國領事館。

1871年約翰湯姆生拍攝之哨船頭

換言之，清末西方到台灣，帶來新的宗教、醫療、教育、貿易的過程，打狗其實占了很重要的因素。但隨著安平砲擊事件，洋人可以重返府城，加上清廷允許洋商可以在安平填海造陸，興建其所需，洋商開始將營運基地轉到府城，加上打狗港日漸淤積，[5]遂使打狗與安平的地位開始轉移。

雖然如此，英國仍由位於上海的工務衙門主導，開始在打狗尋找興建領事館的土地。1869年，英商水陸行（Brown & Co.）獲得台灣道黎兆棠許可，自費工本，填築海灘官地。[6]而怡記洋行、英國領事館辦公室、清國海關，均由此官地而來，再經台灣兵備道分配的結果。[7]1876年，英國領事館租下上述土地。工務衙門的馬歇爾（Francis Julian Marshall）在1877年1月2日，成功由哨船頭地主盧天送租下哨船頭山上的一塊土地，英國於1878年在山下興建英國打狗領事館，1879則在山上完成領事官邸。[8]

但哨船頭英國領事館興建完畢後，打狗在外商心中的地位仍依舊下滑，而位於山上的領事官邸，又遭遇颱風等襲擊，使得這一棟建築，使用者並不多，較有名是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或譯華倫），她的夫人在此過世（1884年），也葬在打狗的外國人墓園。

1895年，大清割讓台灣與日本，在台灣的英國領事館也就由東京大使所管轄，英國更檢討打狗設置領事館的必要性，加上台灣總體政經轉移至北部，領事業務遂逐漸移至淡水，1925年更將其售予日本政府，結束英國在此地的經營。但英國領事館、海關、洋商倉庫遺址仍舊存在於哨船頭，走一趟哨船頭，不僅可以近距離看到大船入港，更能體會百年前洋人到此所帶來的衝突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