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漁業一直是旗後、打狗地區相當重要的傳統產業之一，進入日治後，日人引進了新式漁具、動力漁船等，並以哨船頭船渠做為漁船停靠處、在湊町設立魚市場，高雄的漁業更趨蓬勃發展。高雄的漁業雖發展甚早，日治後更興築了新式漁港與魚市場，但相關的探討卻不多，因此本文希望以日治時期於「哈瑪星」興築的現代化漁港，與相繼興建的兩座漁市場為研究對象，透過前人著作與相關文獻，探討上述設施的設置與移轉過程，以及探討魚市場設置後，新濱町二丁目空間使用與產業型態的轉變，並進一步觀察魚市場設置後，對此區的產業與人群之影響。1920年代以後，鑒於高雄漁業興盛，新築哨船頭漁港及其陸上設施，加上1929年新的魚市場（今鼓山魚市場）落成，成為漁港與魚市場結合的一條龍式現代化漁港，日治時期高雄的漁業因此以漁港、魚市場所在的哨船頭、新濱町等地為重心發展，改變了原本以倉儲為主的新濱町二丁目產業面貌；同時，港區漁業的蓬勃發展更吸引了臺、日各地的漁工移入，形成小型的漁業聚落。此外，從漁業相關從業人口與產銷型態，可觀察出日治時期即便眾多新興產業皆由日本經營者把持，但就漁業方面，臺灣人仍握有相當的影響力，可見屬傳統產業的漁業，呈現出與其他產業不一樣的形勢。

關鍵詞：鼓山魚市場、哨船頭漁港、哈瑪星漁業、高雄市漁會、高雄區漁會

壹、前言

今高雄區漁會鼓山辦事處（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109號），其建物興建於昭和4年（1929），原是日治時期「高雄魚市場」所在地，為高雄港區的第二座魚市場，因這座魚市場地處今高雄市鼓山區，後隨著高雄市漁會搬遷至前鎮漁港，成為漁會鼓山辦事處使用，故權稱為「鼓山魚市場」。

鼓山魚市場位於今日的哈瑪星，哈瑪星一詞乃是由日文「濱線」（はません）之語音轉借而來。明治37年（1904）至明治40年（1907）鐵道部為擴充腹地，填海造陸後填築出「鐵道部埋立地」，並從縱貫鐵路線延伸出至港區的臨港鐵道線，進而發展成鐵道、倉庫形成的倉儲空間，為今日哈瑪星空間概念之起源。明治41年（1908）打狗築港第一期計畫展開，同期間，日本內地富商淺野總一郎獲得核准，於打狗港區填築海埔地，明治43年（1910）淺野總一郎創設「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負責管理及銷售這些填築的新土地（埋立地），因此完工後的土地被稱為「淺野埋立地」或稱「地所埋立地」。[1]鐵道埋立地及淺野埋立地，土地初形成時行政轄區皆屬哨船頭下的小字，後鐵道埋立地被劃為新濱町一丁目、二丁目，淺野埋立地劃為湊町一至五丁目，即今日哈瑪星之範疇。[2]

1910年代後這塊緊鄰港區的新市街地便迅速崛起，大正7年（1918）取代哨船頭、旗後而成為地方行政中心，大正13年（1924）高雄街改制為高雄市時，第一代的市役所便設於湊町四丁目（今鼓山區代天宮），成為高雄市的行政樞紐；且在港口與鐵路聯運的帶動下，產業蓬勃發展，不論商業、服務業、漁業、金融業皆匯聚於此，為當時的政經中心。

打狗自古為漁業中心，以旗後、哨船頭為重心。但在港區的商業中心由哨船頭、旗後轉移至「哈瑪星」市街地同時，於第一期築港期間修築的哨船頭船渠（今第一船渠），成為打狗港區漁業船匯聚地，取代原有的旗後地區，成為漁業與魚貨交易的重心，漁業重心逐漸移轉至「哈瑪星」新街區，第一代的高雄市的魚市場便設於湊町，直到昭和4年（1929）高雄市魚市場搬遷至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即今日的「高雄區漁會鼓山辦事處」之建物。

今日原設於湊町的第一代高雄市魚市場已不復存，而建於昭和4年（1929）的第二代高雄市魚市場（今「高雄區漁會鼓山辦事處」）之建物仍留存，並在二戰後仍作為高雄市魚市場使用，曾見證鼓山區漁業多年榮景，直至新建前鎮漁港、漁業重心移轉，才逐漸沒落。高雄雖然是海洋都市，但對於這座曾歷經高雄港區漁業興衰的魚市場少有著墨，因此本文希望對「哈瑪星」內漁港與兩座魚市場之建置過程進行初步探討，並就現有文獻試析魚市場與魚港設置後，對「哈瑪星」地區產業的影響為何；此外，漁港與魚市場建置後大批臺、日籍漁業從業者聚集於此，其生產、從業情形與互動關係也是值得觀察的部分，因此將利用日治時期出版的相關文獻與部分戶籍資料，作為素材進行探討。

作為高雄第一個現代化市街區，關於「哈瑪星」的相關研究頗為豐富，早年有張守真、許一男《哈瑪星的前世今生》，[3]即對哈瑪星街區的歷史沿革與變遷做著述，之後楊玉姿、張守真《哈瑪星的文化故事》，[4]除了對哈瑪星歷史地闡述外，又進一步著墨於人物故事的撰寫。張守真、許一男又發表了《哈瑪星：擁有很多「第一」的現代化新市街》，此文凸顯出哈瑪星的產業特色。[5]近年關於哈瑪星較全面性的著述，則有李文環等《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6]內容對於哈瑪星土地形成與產業、人口皆有著述。上述專書、論文皆對哈瑪星歷史沿革、產業發展過程皆有通盤式描述，本文即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聚焦於漁港與魚市場之設置過程。

在哈瑪星產業討論上，有曾玉昆〈淺談鼓山區的產業發展〉，[7]對鼓山區包含哈瑪星在內的產業沿革，有整體描述。至於漁業方面，聚焦哈瑪星漁業研究者有郭淑芳〈高雄市哈瑪星漁業的發展與變遷研究〉，[8]內容主要著重在哈瑪星漁業經營的變遷。至於關於漁業從業人口、移民的相關研究，有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9]以及顏菱潔〈社會變遷下的廟宇活動與空間：以高雄市哈瑪星代天宮為例〉等，[10]皆對於哈瑪星的移民與背景皆有論述。

總之，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日治時期高雄市魚市場之建置過程，以及初步分析魚市場設置後，對哈瑪星周邊產業及漁業從業人口之影響，希望可藉由對哈瑪星魚市場粗略的歷史沿革整理，凸顯出這座魚市場在高雄漁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貳、哨船頭漁港的建置

在魚市場設立之前，與其有密切關聯的是哨船頭船溜即哨船頭漁港[11]的建置，因哨船頭漁港設置後，漁獲的販售逐漸由原本的旗後地區，轉往哨船頭漁港一帶，因此新的魚市場遂建立於鄰近的湊町與新濱町等地。

漁業自古即是打狗、旗後的重要產業，根據明治38年（1905）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當時多數漁夫僅是配合季節性短期兼職，難以統計確實的漁夫數量，但若以當時竹筏數有380艘，粗估約有千人從事補魚工作。[12] 直至大正元年（1912）海陸產業進駐打狗，引進日本捕魚技術，牽引日本漁船、漁民陸續前來打狗港，新設置的哨船頭船溜，頓時成為打狗地區漁民的匯集地。[13]

當時打狗地區的漁船多停泊在哨船頭船溜，哨船頭船溜乃是在第一期築港工程進行期間修築完成。築港工程除了地所埋立地的土地填築工程，同時在湊町與哨船頭間開鑿出運河道般的船渠，即今日的第一船渠，日治時期稱為「哨船頭船溜」，又稱「哨船頭船渠」。[14]哨船頭船溜吃水較淺，主要提供小蒸汽船、艀船和舢舨泊靠，作為貨物輸運、人員輪渡之用。在碼頭尚未機械化運作前，小蒸汽船、艀船、舢舨為港區內作業主要接駁交通工具，當時打狗港內就有百餘艘艀船。[15]

哨船頭船溜完工後，除作為港區內作業艀船的泊靠處，更提供了打狗港區漁船的停泊處，然而隨著打狗漁業日趨蓬勃發展，特別是大正12年（1923）年左右，30馬力級漁船出現後，一年之間的漁獲價攀升至3萬圓左右，新式漁船的出現，不僅加速了漁業的發展，從業船也不斷增加，船隻類型亦更加多樣化，然而哨船頭船溜在起初的設計上，並非是以漁港為主要功能，因此缺乏現代漁船在給水、給油、給冰，乃至魚貨卸賣或漁產加工等一體作業的需求，因此不僅哨船頭船溜的機能逐漸難以因應現代化漁港應具備的功能，連帶也讓原有的魚市場（湊町），顯得不敷使用。[16]

大正13年（1924）起，漁業有識之士發出修築高雄漁港的聲音，交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乃規劃工期三年、總工費78萬餘圓的計畫，卻不被總督府所認可，直到大正15年（1926）8月間新任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巡視高雄州後，漁港修築工程才明朗、確定。第一期工事乃修築「哨船頭漁船溜」，即高雄漁港（即哨船頭漁港、今鼓山漁港），經費25萬餘圓，昭和2年（1927）7月動工，昭和3年（1928）3月完工。主要工程包含：浚深並擴大船渠水面、修築護堤設置及岸上漁業相關設備，如魚市場事務所、漁獲拍賣場、漁獲倉庫、給水給油站等。[17]

圖 1：第一期高雄漁港及陸上設備平面圖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

第一期工事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位於哨船町，主要包含修築護岸工程、興建漁業從業者住宅；二是新濱町二丁目的漁港修築工程，主要工事為修築突堤，另外增設了陸上設備，包含於突堤旁新設魚市場拍賣場、魚市場事務所與倉庫等，陸上設備於昭和4年（1929）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魚市場內有二條濱線鐵道的末端支線，可用於運輸漁獲及漁港對外聯絡。[18]

其中漁業者住宅，包含有高雄州漁業者住宅（哨船町二丁目）、高雄市漁業者住宅（哨船町一丁目）、高雄州水產會漁業者住宅（湊町一、三、四丁目及哨船町一丁目）、高雄市方面委員助成會漁民公寓（湊町三丁目）。[19]

圖 2：漁業者住宅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

哨船頭漁港於昭和3年（1928）完工後，可容納50噸以下木製動力漁船150艘，此時期適逢臺灣從近海漁業發展至遠洋漁業之際，新建的現代化漁港無疑是一大助力，1920年代起，高雄的遠洋漁船已可遠至菲律賓、新加坡、爪哇、越南等地海域魚獲量亦逐步增加。[20]

高雄的漁港在漁業上控有南海與東京灣[21]一帶之底棲漁場，以及菲律濱近海、蘇祿海、西里伯斯海與南洋一帶的廣大浮游漁場，臺灣底曳網漁業遂多以高雄漁港為根據地。再加上高雄、臺南、東港等地虱目魚養殖甚盛，可以供給鮪、鯊、旗魚等延繩釣之餌料，因此也成為延繩釣漁業的根據地。[22]

根據昭和5年（1930）高雄魚市場販售魚種及金額統計，顯示占高雄魚市營收較高者為鮪魚，其次為旗魚，其他較大宗魚獲有鯊魚、鯛魚等。[23]自昭和12年（1937）起，臺灣遠洋漁業成為主力，基隆港與高雄港是兩大漁業基地，高雄港是遠洋鮪釣漁業及近海烏魚的漁業中心，主要魚獲是鮪魚、旗魚、鯊魚、烏魚等，其中自昭和5年（1930）的資料可證，鮪魚一直是高雄港的主要魚獲，尤以高雄港捕獲最多，其作業基地即是昭和3年（1928）完工的哨船頭漁港（即鼓山漁港）。

圖 3：高雄魚市場競標場鮪魚魚獲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KH2018.017.223。

另一方面，日治之前臺灣傳統漁船為竹筏、支那型船（戎克船）等，日治後漸有日本型船、發動機船等引進臺灣，其中配置動力引擎的發動機船尤為重要，昭和8年（1933）後發動機船日益蓬勃發展，根據昭和13年（1938）高雄州下漁船數量統計，顯示高雄市的動力漁船數量是高雄州境內最多的地方，而高雄市又以哨船頭漁港為其重要基地。[24]這除了歸功於現代化漁港的修建，也與陸上設備（魚市場）的建置完備有密切關係，以下將進一步敘述高雄兩座魚市場（湊町、新濱町魚市場）的建置與移轉過程。

參、高雄魚市場的創建與移轉

一、湊町魚市場之興建與經營

大正元年（1912）第一期築港完成、哨船頭船溜建置後，政府認為在新港區有設置魚市場的必要性，因此由當時臺南廳當局規劃，在鄰近哨船頭船溜、打狗支廳前的沿運河岸一帶（即哨船頭運河東岸的湊町一帶）新築「湊町魚市場」（湊町四丁目23番地），[25]其位置應於今日濱海二路與鼓南街的交叉路口，並且由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經營。

圖 4：湊町魚市場位置 資料來源：李文環主持，《高雄市「哈瑪星」歷史研究及其歷史性建築物文史調查計畫結案報告書》（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未出刊，2014），頁224。

圖 5：舊魚市場露天拍賣情景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臺大總圖書館典藏，網址：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32&id=33718&16&pk=seq&showlevel=2。

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創立於明治44年（1911）8月，由楨哲、安藤達二、荒井泰治、藤崎三郎助、安部幸兵衛、川崎榮助、青地玄三郎等人共同發起創辦，並以安藤達二為社長，本社設於東港，在基隆、打狗皆有出張所，經營漁撈、水產製造、養魚、魚市場以及海陸產物買賣等事業，另在基隆設有鰹節工場，致力南臺灣漁業拓展，在打狗、東港經營魚市場，改善魚貨集散與流通，使得漁貨集散狀態頗為良好，兩地魚市場的流通量因而大幅提高。[26]

圖 6：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廣告 資料來源：田中一二，《臺灣の工業地打狗港》，（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8），廣告頁。

雖然打狗魚市在海陸產業會社的經營下穩定發展，然而漁民對於海陸產業會社在打狗魚市場所制定的押金、魚價以及仲買人數量頗有微詞，主要是私營魚市場抽取偏高傭金，對於漁民造成嚴重打擊。[27]此外，當時打狗地區的魚市場有湊町市場、旗後町市場二處，湊町市場由海陸產業會社經營，旗後町市場則由中洲信用購買販賣漁業組合經營，大正11年（1922）總督府頒布魚市場經營改正規則後，規定市場經營者需為公共團體、準公共團體、產業組合等方能經營，因此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遂於昭和元年（1926）約滿後退出經營。[28]

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退出魚市場經營後，對於該由何產業組合接手魚市曾有爭論，當時在高雄有經營市場資格的團體組合有：高雄州水產組合（即高雄州水產會）、高雄漁業組合、旗後漁業組合、高雄漁業組合聯合會等，昭和元年（1926）後決議由高雄州水產會接手經營，又以資本金五萬圓成立魚市株式會社為代行機關，委託其負責魚市一切販賣業務。[29]

當時原任高雄漁業組合的高橋傳吉，在任內曾主張會社應降低手續費及增加仲介人數，但之後高橋傳吉接任魚市株式會社社長後，卻一改初衷，無意推行，使得組合成員非常憤怒。因此，在繼任的高雄漁業組合長杉本音吉領導下，與高橋傳吉的魚市株式會社展開對抗。期間杉本音吉驟然離世，遂在昭和3年（1928）由大坪與一繼承其遺志，再次提出改善問題，但高橋傳吉依舊沒有回應。昭和4年（1929）4月，高橋傳吉任期將滿，但其表達續任意願，漁業組合認為與其無法溝通，於是舉辦漁業總代會，選出六名實行委員，實行委員之一的川添則二表示生產者僅能拿到漁獲的六成，其餘都被中介及會社剝削，呼籲大家支持由漁業組合直接進行販售（共同販賣），也獲得全體會員的支持。[30]

雙方一直僵持至當年秋天，高橋傳吉將同時擔任魚市會社取締役的大坪與一解職，結果高橋傳吉也被迫離職，雙方兩敗俱傷。^[31]一些不滿高雄漁業組合者，也與新設立的高雄水產同志會社跟魚市會社相互聲援，與高雄漁業組合對抗。使得高雄漁業組合在大坪與一主導下，於7月28日開會決定高雄漁業組合直接販售，不再透過高雄魚市株式會社，並開始與日本及臺灣的特約店接洽，於10月23日執行，^[32]此舉讓高雄漁業界局面更加紛擾。最終直到11月23日由兼任水產會長的高雄州知事太田吾一出面調停，因而共同販賣僅僅實行一個月就宣告中止，[33]此事也才得以告一段落，魚市場的經營方能步上軌道。

圖 7：高雄魚市株式會社廣告 資料來源：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高雄市：臺南新報，1929），廣告頁7。

二、新濱町魚市場之興建

昭和3年（1928）哨船頭漁港擴建同時，也決議再重新起造一現代化魚市場，並決定從原本的湊町改遷至新濱町。誠如上述，哨船頭船溜在起初的設計上，並非是以漁港為主要功能，因此缺乏現代漁船在給水、給油、給冰，乃至魚貨卸賣或漁產加工等一體作業的需求。

當時高雄作為日本南方漁業的重要根據地，採用汽船的拖網漁法、機船底曳網漁法及冷藏搬運的大型船隻，無法繫泊於漁港內，且需要卸下漁獲或漁業所需用品時皆相當不便，[34]原本位於湊町的魚市場有腹地過小、陸上設備簡陋、通道狹窄導致運送不便等諸多問題，因此配合新漁港的整建，重新建置現代化魚市場是必然趨勢。

因此當局與濱線鐵道旁的臺灣倉庫會社、日本商船會社、臺灣運輸、近海郵船、鹽水港製糖、新高製糖等各會社協商取得其原本的倉庫用地，在擴建漁港（即哨船頭漁港）同時，於漁港入口東側規劃出新的魚市場，並新建魚市株式會社辦公室。[35]

新建魚市場土地所有權的部分，新濱町一丁目、二丁目土地所有權原屬「鐵道埋立地」，明治40年（1907）由總督府土木部填築完成後移交鐵道部。新濱町一丁目土地填築完工後，初期土地產權均歸國庫所有，直到大正4年（1915）釋出部分土地給打狗整地株式會社，[36]成為私有土地。大正7年（1918）由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獲得2筆；昭和元年（1926）由三十四銀行獲得5筆。另外大正14年（1925）有3筆土地以「交換」的方式移轉給高雄州罹災救助基金，其餘仍為國庫所有。[37]

往港口的碼頭區，由鐵道、碼頭、魚市場與倉庫構成。其土地大多為屬於國庫的鐵道用地，其餘主要為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所有。負責湊町部分海埔新生地填築的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陸續在大正7年（1918）、昭和4年（1929）以交換方式，向國庫、高雄州取得土地。

大正15年（1926）高雄現代化漁港的修築工程在甫上任的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的指示下通過，主要工程由時任州技師的中谷哲二擔任，即為上述哨船頭漁港第一期工程，昭和3年（1928）漁港碼頭工程完工，陸上設備則於昭和4年（1929）完成，即日後位於新濱町二丁目的魚市場。

新的高雄魚市場是由高雄州水產會興建與管理，委託湯川鹿造的湯川組負責工程建造，昭和4年（1929）5月5日舉行上棟式。[38]誠如上述，在魚市場的經營、管理上，高雄州水產會僅負責漁港陸上設備與漁船管理，至於魚市場的販賣業務，誠如上述，乃由漁業從業者與魚商共同組成的高雄魚市株式會社承接，事務所便設於魚市場內（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值得一提的是，魚市場新建時的土地所有權，仍屬於上述的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直至昭和16年（1941）間才透過買賣由高雄州水產會取得。[39]

圖 8：高雄魚市株式會社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臺大總圖書館典藏，網址：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32&id=33715&4&pk=seq&showlevel=2

圖 9：漁港與魚市場設施配置圖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

新建的漁港及魚市場主要建築物有魚市場事務所、拍賣場、置物場與漁獲販賣業者倉庫等。此外，魚市場內有二條濱線鐵道的末端支線，用於運輸漁獲及漁港對外聯絡。[40]根據相關資料，當時的建築描述如下：

1. 魚市場事務所：為煉瓦造二層樓建築，共132坪。一樓設有魚市場事務所、漁港事務所、輪值室、浴室、厠所等；二樓則有大、小會議室、魚市業者事務所、倉庫等。[41]
2. 拍賣場：分為有頂棚與無頂棚的拍賣場，建坪分別為600坪與393坪。[42]
3. 荷置場兼仲買人倉庫（置物場與漁獲販賣業者倉庫）：為木造一層樓平房，以亞鉛板葺，建坪96坪。置物場87 坪，漁獲販賣業者倉庫9坪。[43]
4. 冷藏庫：為磚造，內部鋪設木板及亞鉛板，建坪約14坪。[44]
5. 貨車積込設備（貨車裝載設備）：有2個。[45]
6. 食堂：為木造一層樓平房，以亞鉛板葺，建坪約25坪。[46]
7. 便所：為磚造平房，建坪約8坪。[47]
8. 空箱置場傡荷車置場（空箱放置場、簡易型貨車放置場）：建坪約150坪。[48]
9. 重油供給事務所：為磚造二層樓建物，一樓為磚造，二樓則以木造為主，屋頂以紅瓦覆蓋，建坪約17坪。[49]
10. 重油ターク（儲油槽）：為供應動力魚船所用燃油，故以百餘噸鐵板製造儲油槽，並設有避雷裝置，防止儲槽因雷擊引發火災。[50]重油設備因需服務船隻而設於臨港處，根據老照片（見下圖）可見左側應為儲油槽，中間為事務所，右側依其型式推測可能為魚市拍賣場。

圖 10：重油儲存槽及重油事務所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

圖 11：魚市場（圖左）及對岸可見重油事務所（圖右） 資料來源：〈高雄漁港〉，《臺灣水產雜誌》，第259號，臺灣水產協會，1936年（昭和11年），照片1。

圖 12：高雄魚市場內 說明：圖上可見魚市場內的鐵軌及運輸魚獲用簡易行車廂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臺大總圖書館典藏，網址：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32&id=33717&5&pk=seq&showlevel=2

圖 13：高雄魚市場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KH2015.005.548。

圍繞著高雄魚市場，周邊也陸續出現多間供給漁船保鮮用的製冰廠，以及漁具行、修船廠等相關產業，據當地耆老所述，當年新濱町一丁目就有相當多的魚具相關行業聚集，路邊隨處可見正在製作與修補漁網的業者，眾多漁業周邊產業聚集於此，形成特殊的產業景觀。

肆、魚市場設置與周邊產業

從新濱町二丁目上土地利用情形的變化，可觀察到魚市場設置後對此區塊產業的影響。因新濱町二丁目位處鐵道與港口的碼頭區，因此土地填築完成初期，幾乎除了靠港碼頭邊的倉庫群，罕有商家、住家，但從歷年的商工資料可見，在漁港與魚市場興建後，新濱町二丁目的產業隨之產生變化，漁業相關產業也成為新濱町二丁目的特色產業。

從昭和2年（1927）的《臺灣商工名錄》統計顯示，當時登錄的店家僅有8間，運送取扱業3間為多數，分別是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高雄支店、臺灣運輸株式會社、合資會社武智冋漕店；金物機械3間，分別是：合名會社山下商店高雄出張所、末廣出張店、山半商店，進一步檢視其性質，在新濱町二丁目設店（或支店）的這些運送取扱業、金物機械業者，皆是負責港口的貨物裝卸工作、船殼金屬拆解工作等，且有的僅是商船會社下類似分駐所的駐點，負責港口的貨物裝卸業務，顯示此區主要為倉儲作業區，僅有少數船舶維修業，整體而言店家數並不多。

從細部資料來看，新濱町二丁目在昭和2年（1927）的資料中有2間由臺灣人所負責的商號，分別為陳樹（臺南安平人）所開設的新福興（新濱町2丁目7番地），負責漁獲的裝卸；另一為龔顯英的振成商行（新濱町2丁目10番地），販售金銀紙。在這個階段，新濱町二丁目除了倉庫，大約只是設有負責裝卸港口貨物的運送取扱業、金物機械業者，其餘的商家行號罕見。

表 1：1927（昭和2）年新濱町二丁目店家別

資料來源：栗田政治，《臺灣商工名錄》（臺北：臺灣物產協會，1927），各頁。

依據昭和4年（1929）的《高雄州商工人名錄》還尚未見新濱町二丁目產業有何重大改變，同樣僅有7間店家登錄於此，然性質卻完全不同，原先負責港口的貨物裝卸工作、船殼金屬拆解工作的幾家會社並無登記。較為重要的是高雄市魚市株式會社新設於此；另有石油雜貨、材木店共4間，其中一家為原先販售金銀紙的振成商行改為販售糖蜜、木材、雜貨，而原先負責魚貨裝卸的新福興，店主陳樹已改為從事貸家業者（房屋出租業），可見店家數雖無明顯增減，但新濱町二丁目的產業景觀卻有些許的變化。

表 2：昭和4年（1929）新濱町二丁目店家別

資料來源：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各頁。

新濱町二丁目的產業隨著昭和4年（1929）後高雄漁市場的建置（於新濱町2丁目10番地）、高雄市魚市株式會社設置於此，產業樣貌有巨大改變。從《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提到昭和4年（1929）由湯川鹿造承攬的魚市場興築工程，於昭和4年（1929）5月舉行上棟式。^[51]

昭和12年（1937）的《高雄市商工案內》資料，顯示於新濱町二丁目的魚市場內有60間的魚商仲買業者，而昭和12年（1937）登記在新濱町二丁目的會社、店家也不過31間，顯見新濱町二丁目的魚市場對新濱町產業的影響與重要性。整體而言，在昭和4年（1929）後，隨著高雄魚市場新建於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漁業成為新濱町二丁目的特色產業。

表 3：昭和12年（1937）新濱町二丁目產業

資料來源：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各頁。

伍、漁業從業者

誠如上述，在昭和4年（1929）後，隨著高雄魚市場新建於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新濱町二丁目因土地使用上的重大轉換，從原本以倉庫為主的使用形式，轉而以漁業成為此區主要特色產業，若進一步梳理其漁業相關從業者，可發現漁業以臺灣人為主的產業現象，以下試析之。

漁業一直是旗後、打狗地區相當重要的傳統產業之一。日治時期，即便哈瑪星的眾多新興產業皆由日本經營者把持，漁業方面，臺灣人仍握有相當的影響力，呈現出與其他產業不一樣的狀態。

漁業約可分為：生產（捕撈）、批發與零售三個階段。在日人統治之前，整體生產流通勢必掌握在臺灣人手上，只是實際情形並不清楚。日人介入漁業是從大批發開始。誠如上述，先是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在湊町四丁目23番地經營魚市場，^[52]大正15年（1926）約滿後，改由高雄州水產會接手經營，並於昭和4年（1929）高雄魚市場搬遷至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總之，日人首先介入漁業批發通路，先是私人資本，後由地方政府。

大盤商方面，據文獻紀載，昭和3年（1928）時，買賣金額達三萬圓以上之大盤商有11人，其中僅1人為日商，其餘皆為臺商，[53]又觀察昭和12年（1937）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54]與戶籍資料顯示（見表4），新濱町的高雄魚市場（新濱町2-10），日人經營魚商店家僅有6所，多半是從事漁具販賣，或者是經營水產加工的業者。除此之外，當時在高雄市魚市場（新濱町2-10）的60位魚商中除了日本食料工業株式會社、林兼商店、旗後鮮魚公司之外，其餘的經營者全部皆為臺灣人。顯示臺灣籍漁商在傳統的漁業產銷上，還是具有相對優勢。

表 4：高雄市魚市場（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仲買人（盤商）

資料來源：依據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鼓山戶政事所提供之日治時期戶籍資料，整理製作。

這些臺籍大盤魚商當中，有戶籍資料的有6名臺南人（包含4名學甲、1名臺南安平、1名蚵寮人）、6名高雄人（4名旗後、1名岡山郡湖內庄、1名鳳山、王沃可算是東港或旗後人）；戶籍資料上登記的魚商則還有：蔡裕（蚵寮人）、洪嚴（蚵寮人）、洪盤（蚵寮人）。顯示當時臺南，特別是臺南北門郡的移民，有不少人是從事魚商的職業，也無怪乎日後得以興建哈瑪星代天宮的是這一群臺南的北門人。

除新濱町的高雄魚市場亦即大盤商之外，不少臺籍魚貨零售商也在湊町小賣市場或是「哈瑪星」其他町別內，從事與水產相關的販售或製造行業，如製造乾魚、カラスミ（乾烏魚子）、鮮魚等水產製品的有：黃裕（臺南市人）、陳朝農（臺南安平人）、蔡文賓（旗後人）、楊受（高雄人）。在湊町小賣市場販賣鮮魚的魚商有：張都（鳳山人）、陳大𥐵（北門郡學甲庄人）、鐘智和（旗後人）、鐘東立（旗後人）、王福建（蚵寮）、蔡裕（蚵寮）。此外，還有創辦高雄鮮魚輸移出組合的王沃（東港/旗後人）。^[55]由此可見，哈瑪星的漁業中的製造與販賣顯然多由臺籍魚商、水產製造商等經營。

表 5：湊町小賣市場的魚商與漁具、水產加工業者

資料來源：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各頁整理而成。鼓山戶政事所的戶籍資料。

至於漁獲捕撈方面，根據《高雄州水產會報》第11號記載昭和8年（1933）許可的機船採藻漁業紀錄，可發現船主幾乎全是日本人，26名船主當中僅4名為臺籍，兩名是旗後的黃通、盧成，另兩名是哨船町的陳恭和湊町的蔡文賓，顯然機船採藻漁業以日人船主占多數。^[5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臺灣に於ける　動力付漁船々名錄》紀載高雄港內共有189艘動力漁船，其中115艘船主為臺灣人，74艘為日本人，動力漁船主明顯以臺灣人占多數，臺籍船主中又以王沃、蔡文賓各擁有的19艘漁船最多尤其重要，其次王峯巒、黃有信各有5艘，王木林有4艘。^[59]值得注意的是王沃，王沃出生東港幼年隨父親遷居旗後，20歲開始從事鮮魚批發。大正8年（1919）遷居湊町三丁目26番地，並購入發動機漁船進行漁獲捕撈作業，林曙光曾指出王沃名下擁有漁船30餘艘、拖網船一對從事遠洋漁撈，兼營漯底塭數十甲。^[60]王沃在日治時期擔任高雄魚市株式會社取締役、高雄魚市仲買人組合長、高雄漁船組合長，在高雄漁產界位居要職。^[61]這也顯示臺灣人在漁業上的影響力不容日本人忽視，因而王沃得以出任魚市場要職。

另外，比對臺籍船主與新濱町魚市場、湊町小賣市場的漁商業者，會發現不少漁船主兼營漁獲販售，如王沃、蔡文賓、鐘東立、陳朝農、蔡清枝、郭華、王木林、龔詩舉等人，可見漁獲的捕獲、銷售呈現一條龍的產銷模式。

根據郭明亮、葉俊麟《一九三〇年代的臺灣－臺灣的第一次黃金時代》書中提到，當時從事漁業水產工作者，臺灣人佔95%，日人僅佔5%，就職業的階層分工上，臺灣人多從事艱苦的捕撈工作，而資本幾乎集中於日本人手上，^[62]這樣的說法與哈瑪星臺籍漁民握有生產、銷售之主導權的事實有所出入。或許日治初期，由日人引進的動力漁船使日籍船主一度具有生產上的優勢，但就日人設立臺灣海陸伺機介入漁產批發市場卻失敗的下場，可見日人始終不敵臺人在傳統漁業上的影響力。

但就日籍移民來看，哈瑪星內從事漁業者人數不少，這與日本政府鼓勵內地漁民前往臺灣從事漁業捕撈有關。此外從戶籍資料略見端倪，其中以沖繩縣和山口縣（中國地區）的日籍移民與哈瑪星的漁業有密切關係。這點亦可從當時的報紙中相映證，據報導可知，昭和3年（1928）當時居住在高雄的內地人漁民（日籍漁民）共有360名，其中尤以山口縣91人最多；次之的是宮崎縣84人；其他尚有：沖繩37人、鹿兒島30人、高知23人，依序還有愛媛、長崎、大分、島根、岡山、廣島、和歌山等。^[63]由此可見，山口縣人的移入與漁業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另外，從戶籍資料可見沖繩人在哈瑪星從事漁業者也不少，且多採同居寄留的方式，聚居於哈瑪星。[64]

圖 14：日本本土地區與府縣示意圖 資料來源：〈日本漫遊〉網站，http://www.e-japannavi.com/syuyu/japanmap.shtml。

值得一提的是，觀察戶籍資料，會發現這些漁民高度集中於湊町三丁目25、26番地聚居，探究其原因可能此區域為高雄州水產會漁業者住宅（湊町一、三、四丁目及哨船町一丁目）、高雄市方面委員助成會漁民公寓（湊町三丁目），等漁民住宅有關。[65]另外，湊町三丁目25、26番地從地圖上看，會發現其正對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的高雄魚市場、又鄰近漁港與哨船頭運河，對於漁船出港、轉卸漁獲皆有地利之便，因此不論臺、日籍魚市場雇人、魚商、漁夫皆集中聚居於此。

綜合上述，若將漁業分為生產（捕撈）、流通與販售三個階段，生產與流通是日臺角力最為激烈，初期日人透過鼓勵漁業移民、臺灣海陸產業會社的設置、動力漁船的引進企圖掌握臺灣的漁業產銷市場，就結果而言似乎成效不彰，臺灣人依舊掌握生產、流通市場，並呈現由船主直接兼營銷售管道的現象。另一方面，臺籍漁商中又以臺南北門人、高雄旗後人居多，漁業為高雄傳統產業，其市場銷售管道仍由臺灣人所掌握，日人也不得不依賴傳統的在地勢力。至於日籍的漁業移民，則在日本政府鼓勵漁民前往臺灣從事漁業捕撈的政策下，以山口縣、沖繩縣的漁業移民佔多數。

陸、戰後鼓山漁港與魚市場之營運

二戰結束後，1946年起國民政府依照漁會法，將日治時期的「高雄漁業會」改組為「高雄市漁會」，高雄市漁會的辦公室就設於鼓山魚市場內。1948年又增設漁會信用部，辦理漁會會員融資事宜，[66]但此時期漁業的復甦卻相當緩慢。

二戰期間高雄港遭受盟軍猛烈轟炸，所幸漁港及魚市場並未遭炸毀，然而戰後1950年代初期，臺海兩岸局勢緊張，在國防考量下遠洋漁業的發展多所囿限，相較遠洋漁業，沿岸漁業、養殖漁業因所需金費較低、設備簡易，恢復速度迅速。[67]

1953年在美援下，臺灣開始實施四期經建計畫，美援會先是投入14.5萬美金貸款，建造20艘25噸級延繩釣釣漁船，給予高雄市、高雄縣、屏東、澎湖，[68]1955年更提高美援貸款，建造10至15噸小型漁船共41艘，同時推動沿岸捕撈的舢舨船加裝動力馬達，使沿岸漁業動力化。[69]

圖 15：1963年2月20日在鼓山魚市場（高雄市漁會）舉行美援遠洋鮪釣漁船竣工駛航典禮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KH2002.016.067

1958年後的遠洋漁業成為高雄漁業最重要且主要的發展項目，當時高雄市主要的漁港有鼓山、旗後、中洲三處，若以1952年資料為例，當年漁獲量共15,523公噸，其中13,258公噸（85%）就出自鼓山漁港，顯見鼓山漁港在高雄市漁產業界的領導地位。[70]

然而，鼓山漁港因長年山洪沖積、潮水影響，導致淤積嚴重，曾進行多次疏濬。此外，鼓山漁港終究興建年代甚早、規模不大，1948年間高雄市漁會曾向高港務局陳情將第二船渠撥用為漁船泊靠使用，從而增加漁船停泊處所，將第一、二船渠和新濱碼頭整合為漁業專區。然而，省府以新濱碼頭是深水碼頭，可泊萬噸巨輪，以及第一船渠泊停漁船，尚足敷用等理由駁回。[71]實際上，新濱碼頭在二戰中遭受嚴重炸毀，直到1955年間才修復完成，後來撥交給海軍使用。至於第二船渠，直至1956年才將第二船渠劃為專業漁港，自此之後第一、二船渠構成完整的鼓山漁港，1960年代遂創下高雄漁業的新高鋒。[72]

圖 16：戰後鼓山魚市場漁船卸貨盛況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號：KH2012.005.066。

只是由於遠洋漁業的發展一日千里，漁船噸位日漸增大、漁船數也日漸增加，鼓山漁港與漁市場漸顯得無力負荷，政府又於1963年後開始於前鎮另闢遠洋漁船基地，[73]1972年前鎮漁港及魚市場正式啟用，原本的高雄市魚會於1976年改為高雄區漁會，1984年原本位於鼓山漁港的高雄區漁會又遷往前鎮漁港，1986年前鎮漁港更擴建新式漁業專用碼頭。加上遠洋漁船噸位大，鼓山漁港已無法容納，魚市場不再營運後，漁船便不再靠港，因此至1990年代，延續數年以鼓山漁港、鼓山魚市場為高雄漁業產業聚落的榮景逐漸走入時代。

柒、結論

打狗港區自古為漁業集散地，明治41年（1908）打狗築港第一期工程期間，修築的哨船頭船渠（今第一船渠）成為旗後、哨船頭等地漁船的停泊港。大正元年（1912）第一期築港完成後，政府認為在新港區有建置魚市場的必要性，因此在新填築的新市街地上設置「湊町魚市場」，在港口與近代化魚市場的相輔相成下，「哈瑪星」成為港區的漁業重鎮。然而，隨著漁船、捕魚技術的升級，高雄港的漁業一日千里，原先的港口與市場已不敷使用，因此昭和3年（1928）再度修築完成高雄漁港（今鼓山漁港），並將魚市場遷移至新濱町二丁目10番地，於昭和4年（1929）興建完成，即今「鼓山魚市場」。

鼓山魚市場所在的新濱町二丁目，原是鐵道部為擴充鐵路運輸腹地，填海造陸後所填築出的新生地，因此最早作為鐵道倉庫的倉儲空間使用，昭和4年（1929）隨著魚市場遷移至此，大幅改變了新濱町二丁目產業構成，轉而以魚商、漁業相關產業為此區主要產業。進一步從當時的魚商登記資料來看，可見這些魚貨大盤商多為臺灣籍，顯示臺灣人在漁業大盤商仍保有傳統勢力，至於漁夫則臺、日籍皆有。

戰後鼓山魚市場在1960年代曾是高雄最主要的漁業中心，隨著1972年前鎮漁港及魚市場正式啟用，漁業重心逐漸轉移至前鎮漁港，至1990年代鼓山魚市場正式劃下句點，這座近百年的魚市場見證了高雄漁業的近代化進程，以及哈瑪星漁業的興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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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ごの折衝にしびれを切らしだ 高雄漁業は〉，《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30日，5版。

（二）聯合報

〈獎勵漁民造船〉，《聯合報》，1952年10月19日，6版。

〈延繩釣漁船二十艘〉，《聯合報》，1954年7月27日，5版。

〈運用美援貸款 建造大批漁船〉，《聯合報》，1955年3月23日，4版。

〈來得早去得急 烏汛近尾聲 高去年漁獲驟增〉，《聯合報》，1953年1月12日，版6。

五、報告書

徐明福主持、李文環共同主持，《高雄市歷史建築「高雄代天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報告書》。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未出刊，2014。

六、訪談記錄

李文環、黃于津，〈王江柱訪談搞〉，2013年5月3日，未刊稿。

[1] 〈打狗海面埋立地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許可ノ分拂下處分報告（臺南廳其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122冊2號，1913/4/1。

[2]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佘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好讀出版社，2015），頁88。

[3] 張守真、許一男，《哈瑪星的前世今生》（高雄：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社，1998）。

[4] 楊玉姿、張守真，《哈瑪星的文化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

[5] 張守真、許一男，〈哈瑪星：擁有很多「第一」的現代化新市街〉《高市文獻》，20（1）（2007）。

[6]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佘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好讀出版社，2015)。

[7] 曾玉昆，〈淺談鼓山區的產業發展〉，《高市文獻》，5（3）、（4）（1993）。

[8] 郭淑芳，〈高雄市哈瑪星漁業的發展與變遷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學碩士論文，2004)。

[9]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14）。

[10] 顏菱潔，〈社會變遷下的廟宇活動與空間：以高雄市哈瑪星代天宮為例〉(臺南市：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碩士論文，2011)。

[11] 註：此稱哨船頭漁港，為戰後所稱第一船渠，最初為第一期打狗港築港期間，於今哈瑪星與哨船頭間開鑿一船渠為哨船頭船溜，之後1928年又再以此為基礎將哨船頭船溜改建為漁港，即哨船頭漁港。

[12] 〈打狗廳打狗港近況（下）〉，《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16日，4版。

[13] 〈南部漁業〉，《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0月15日，5版。

[14] 高雄州，〈高雄漁港〉，《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高雄州：發行者不詳，1936），頁513。〈打狗築港〉，《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5月17日，2版。

[15] 〈艀船現數〉，《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6月3日，4版。

[16] 高雄州，〈高雄漁港〉，《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512。

[17]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頁110。高雄州，〈高雄漁港〉，《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514。

[18]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頁3-7。

[19] 高雄州，〈高雄漁港〉，《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519。

[20] 楊玉姿、張守真，《哈瑪星的文化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84。

[21] 註：此處的東京灣（英語：Gulf of Tonkin），指的是今位於越南北部東側的「北部灣」，舊稱為東京灣。

[22]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11。

[23] 《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附圖。

[24] 高雄州水產會，《高雄州水產要覽》（高雄：高雄州水產會，1940），摺頁。

[25] 〈計設魚市〉，《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20日，4版。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頁37。

[26] 田中一二，《臺灣の工業地打狗港》，（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8），頁62-63。

[27] 〈打狗魚市改善 漁民之福音〉，《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3月1日，6版。

[28] 〈高雄魚市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20日，4版。

[29] 〈高雄魚市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20日，4版。〈高雄魚市及會社〉，《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月27日，4版。

[30]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48。

[31] 〈高雄魚市總會果現出大混亂　古谷大坪兩重役解任　高橋社長自聲明辭任〉，《臺灣日日新報》，1929/6/30，第4版。

[32] 〈當局との折衝にしびれを切らした　高雄漁業組合は　二十八日善後策のため同會協議の結果　共同販賣決行を決議〉，《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30日，5版。

[33]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48。

[34] 高雄州，〈高雄漁港〉，《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512。

[35] 〈久しき懸案の 高雄魚市場移轉問題 濱線岸壁の西側に決定 州知事より聲明す〉，《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16日，5版。

[36] 註：「打狗整地株式會社」由商界聞人荒井泰治於明治42年（1909）成立創立，其配合明治45年（1912）展開的第二期築港計畫，進行填築打狗港海埔新生地的工程。

[37]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佘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好讀出版社，2015年），頁114。

[38] 〈高雄魚市場の上棟式〉，《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5日，5版。

[39] 李文環主持，《高雄市「哈瑪星」歷史研究及其歷史性建築物文史調查計畫結案報告書》（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未出刊，2014)，頁182。

[40]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市：日高六太郎，1930），頁3-7。

[41]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8。

[42]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7-8。

[43]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8-9。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高雄州：發行者不詳，1936），頁245。

[44] 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245。

[45] 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245。

[46] 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245。

[47] 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245。

[48] 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245。

[49]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10。

[50]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9。

[51] 〈高雄魚市場上棟式 五日舉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6日，6版。

[52]〈打狗港町巿場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7月10日，7版。

[53] 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43。

[54]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頁268-271。

[55] 參考葉振輝，《高雄市社會發展史．移民篇》（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頁54。

[56] 卸小賣別：即盤商（卸)、製造業者（製)、零售販賣業者（小)的區別。

[57] 原始資料紀載販售「小鳥」，可能指的是販售小鳥，抑可能是指販賣小鳥焼（ことりやき)。

[58] 高雄州水產會，《高雄州水產會報》第11號（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34)，頁67、68。

[59] 臺灣水產會，《臺灣に於ける　動力付漁船々名錄》（出版地不詳，1937)，頁32-43。

[60] 林曙光，《打狗滄桑》（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5)，頁185。

[61]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市：民眾公論社，1932)，頁2。

[62] 郭明亮、葉俊麟，《一九三〇年代的臺灣－臺灣的第一次黃金時代》（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142。

[63] 〈内地人漁業者　高雄市現在〉，《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10日，1版。

[64]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14)，頁25。

[65] 高雄州，〈高雄漁港〉，《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519。

[66] 〈高雄市哈瑪星漁業的發展與變遷研究〉，頁28。

[67] 〈獎勵漁民造船〉，《聯合報》，1952年10月19日，6版。

[68] 〈延繩釣漁船二十艘〉，《聯合報》，1954年7月27日，5版。

[69] 〈運用美援貸款 建造大批漁船〉，《聯合報》，1955年3月23日，4版。

[70] 〈來得早去得急 烏汛近尾聲 高去年漁獲驟增〉，《聯合報》，1953年1月12日，版6。

[71] 〈高雄市漁會請撥高港第二船溜專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44460008235001。中研院近史所，近史所檔案館館藏檢索，《農林部海洋漁業督導處》，館藏號：20-68-034-04。

[72]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佘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好讀出版社，2015），頁206。

[73] 郭淑芳，〈高雄市哈瑪星漁業的發展與變遷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學碩士論文，2004），頁32。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原鼓山魚市場初探〉，《高雄文獻》10：2（2020年12月），頁7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