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和家族與日治高雄市產業的發展

陳中和家族與日治高雄市產業的發展*

王御風**

摘要

陳中和為日治時期高雄首富，高雄市在日治時期逐漸形成以工業為主的大都市，但綜觀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的產業發展，投資雖然相當多樣，但主導產業仍是以農產製造工業為主的製糖、製鹽、碾米，以及土地開發，與日治高雄時期許多新式產業無關。

       陳中和家族日治時期的發展，可約略分為三階段：（一）1895年至1923年，此時陳中和成功設立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並參與許多全島性及高雄市的投資，奠定陳中和家族的經濟基礎。（二）1923年至1930年，陳中和家族以土地投資為主，對於當時高雄市日商主導的新式企業，亦由陳啟峰為代表多所投資，但均非主導。（三）1930年至1945年，因陳中和過世，投資不多，其主要產業亦因戰爭關係被政府強迫併購。

       從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發展看來，仰賴傳統製糖、製鹽、碾米等起家之臺商，面對產業之變化，雖然受限於政府將大型工業交由日資大財團主導的政策，但本身亦似乎無意應變，相較於後期因新興產業活躍之臺商，日治初期臺籍富商的投資取向，亦值得討論。

關鍵字：高雄、陳中和、產業、

高雄市是日治時期才崛起的城市，其產業發展相當多樣性，從早期傳統的糖、米業，一直到後期的工業城市，呈現相當大的變化。身為此地臺籍最重要的商人，陳中和在高雄市的產業發展上，究竟佔有何種地位？其與當時的臺籍、日籍商人關係如何？實為解讀日治時期高雄市產業發展的重要面向。

陳中和及其家族在日治時期的經濟表現，已有多人討論，無論是陳中和過世後宮崎健三的《陳中和翁傳》，或是司馬嘯青先生《臺灣五大家族》、戴寶村教授的近作《陳中和家族史》，均已將陳中和家族日治時期的事業，做了詳盡整理及研究。

從這些研究中可見，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產業是以糖業的「新興製糖株式會社」（1903年設立）、鹽業的「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1923年設立），以及碾米業的「南興公司」（後來的陳中和物產，1903年設立）為主，另外就是參與其他事業的投資，如「打狗整地株式會社」、「臺灣倉庫株式會社」、「高雄製冰」、「高雄共榮自動車」等，但均不佔有主導位置。

由此看來，陳中和家族的主要事業體有兩大特徵：一是以農產製造工業為主體、二是集中在日治前期，這與高雄市在日治時期的發展特徵：一是以如水泥、製鐵、鋁業、化學等大型工業為主、二是集中在日治中後期形成強烈對比，要解釋此現象，必須將陳中和家族事業發展放在日治時期臺灣及高雄市產業發展脈絡下討論，方能對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陳中和與日治前期打狗產業之發展（1895-1923）

陳中和家族產業發展，約莫可分為三個階段，以1923年（大正12年）成立「烏樹林製鹽」及1930年（昭和5年）陳中和過世為分界點，這三個時期恰可參照高雄市的產業發展，看出陳中和家族產業發展的特色。

第一時期（1895-1923）也是高雄市最初發展階段，此時期高雄仍大半稱之為打狗，[1]亦未升格為市，但隨著1900年（明治33年）成立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於橋仔頭（今橋頭）設置新式糖廠，1908年（明治41年）以打狗港為終點的縱貫鐵路通車，以及同年開始修築打狗港，這一連串與打狗有關大型建設陸續完工及動工，讓依傍著打狗港的打狗街快速發展。身為打狗首富的陳中和也把握此契機，陸續成立其主導的三大公司：「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陳中和物產」，奠定陳家日後在高雄市臺籍產業界的龍頭地位。

此時期若依臺灣整體產業發展來看，正是總督府治臺，完成其土地、金融等現代商業發展的「基礎工程」，以及現代化製糖業的發達階段。[2]如果將視野放在高雄，則也可看到類似的情境，此時期縱貫鐵路通車、打狗港築港、哈瑪星新市區等打狗發展的「基礎工程」完工，而這也是伴隨著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等現代化製糖的發展而來。

這些攸關打狗發展的「基礎工程」中，商人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總督府資金不足情形下，經常仰賴商界人士投資，除本地最重要的商人陳中和外，尚有許多橫跨日、臺的重量級「外來日資」來到高雄。例如被譽為「臺灣財界之王」的荒井泰治曾投資「打狗整地株式會社」、「打狗土地株式會社」、「臺灣肥料」，協助政府填海造陸，興築今日哈瑪星、鹽埕等市區土地。1917年（大正6年）興建本地最重要水泥工廠「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的淺野總一郎，後來更主導東京灣的填海造陸工程。[3]1913年（大正2年）設立「臺灣煉瓦株式會社高雄工場」的後宮信太郎，亦為臺灣煉瓦事業大亨，上述幾間公司（工廠）也是此時期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面對實力遠高於自己的「外來日資」，陳中和則展現其政商手腕，除了與這些大商人合作，也積極投資總督府想要發展的事業，結合其擅長的米、糖業，讓其事業更上層樓。

陳中和清末即在打狗地區首富陳福謙所開設的「順和棧」服務，「順和棧」是以糖業買賣為主，陳福謙去世後，陳中和自立門戶「和興行」，也繼承陳福謙，成為新的打狗首富。[4]

以糖發跡的陳中和，在政權轉移後，仍維持首富地位，更與臺南王雪農緊密合作，如王雪農的「德昌號」亦有陳中和參與，[5]除糖業外，在鹽業及精米業亦有合作，然最主要仍為糖業，兩者均成為此時期南部商界主要人物。當總督府決定要在南部設立新式糖廠時，兩人亦支持總督府政策。1900年12月10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今橋頭正式設立時，總資金100萬日圓，分為2萬股，其中陳中和投資750股，為臺人投資最多者，占總數3.75%，擔任董事（取締役）一職，王雪農亦投資250股。[6]

陳中和投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除了襄助總督府之意，也從其專業眼光看到新式糖廠的願景，1903年（明治36年）4月10日，陳中和把握了總督府發佈〈糖業獎勵規程〉的時機，糾集陳振發、陳啟南、陳啟貞、陳光燦，5人各集資24萬日圓在鳳山廳大寮庄山仔頂成立「新興製糖合資會社」，這不僅是本土資本家投資設立新式糖廠的第一人，從主要投資者名單看來，陳中和、陳啟南、陳啟貞均為陳中和家族成員，此糖廠實由陳中和所主導。[7]

除了新興製糖，陳中和對於熟悉的米、鹽業亦未忘懷。其在1903年創設「新興製糖」時，亦集資10萬日圓創辦「南興公司」，此為新式電動碾米工廠，由於其在1901年（明治34年）時已與王雪農在安平設立「安平精米會社」，[8]可見其對此產業並不陌生。1933年（昭和8年）南興公司合夥人林仕隆退股後，公司改名為「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掌管陳中和家族之事業。

另一個陳中和積極經營的事業是鹽業。早在1899年（明治32年）總督府新設各地鹽務總管時，陳中和就擔任臺南、鳳山、打狗、恆春、臺東的承辦，其中臺南的負責人（支配）為王雪農、鳳山負責人陳祝三、恆春負責人何德修、臺東負責人周鳴球，打狗由陳中和親自負責，[9]其於1901年（明治34年）在苓雅寮開闢6萬餘坪之鹽田，[10]同年又開闢東港地區11萬坪的鹽田，[11]後於1919年（大正8年）併購彌陀庄烏樹林的鹽田，於1923年（大正12年）組成「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除製鹽外，兼營養殖及輕便鐵路。[12]

上述可見陳中和擅長的產業為糖、米、鹽等農產製造工業，但因縱貫鐵路的通車及打狗港興築，打狗的發展反而是以工業為主。臺灣製糖、新興製糖等公司的糖業產品均由打狗港出口，也帶動打狗街的發展，許多新設工廠更與糖業有關。在新式製糖工廠設立後，機械製糖取代了舊式以人力、牛車製糖的糖廍，要安裝、維修這些機械的機械工廠（鐵工所）開始誕生。而隨著糖的大量出口，船隻更是缺少，不論是要將糖運至日本、中國，或是港內的接駁，甚至是在1914年（大正3年）打狗、阿緱（今屏東市）鐵路尚未通車前，要將今日屏東平原的糖運至打狗港出口，也需要船隻，在亟需機械工廠及船隻情形下，臺糖只好自己動手。先在橋仔頭工廠內設立鑄物工廠，後於1917年（大正6年）轉設至打狗港畔，1910（明治43年）則於旗津成立臺糖造船所，兩者均為當時臺灣機械與造船最好的工廠之一。[13]

在新式糖廠陸續建立，船隻需求量亦大情形下，結合造船及機械製造、修理的機械工業前景頗為看好，加上日本國內對此產業亦正在發展，當時在臺灣經營有聲有色的鈴木商店也決定在高雄設立鐵工造船廠，其與陳中和合作，租借陳中和愛河口（打狗川）旁的一萬坪土地（今日高雄市光榮碼頭附近），於1918年開始興建「神戶製鋼所打狗分工場」，主要以造船及製造製糖機械。[14]

後鈴木商店進一步與臺糖合作，再加上大阪田中鐵工所的技術，以神戶製鋼所原址，合併臺糖的鑄物工廠、造船廠，設立「臺灣鐵工所」，此為日治時期臺灣最重要的機械工廠，戰後成為「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鐵工所初期集資時，以鈴木商店與田中岩藏之田中鐵工所為主，總股份4萬股中，兩者共佔1萬5千股，其餘1萬9千股由各製糖會社認購，並開放6千股給臺灣內地有興趣者。[15]各製糖會社中，以臺糖最為積極，其鑄物工廠的機械也全數轉移，陳中和的新興製糖也認購1000股，加上建築用地為陳中和所提供，陳中和在「臺灣鐵工所」的設立，亦有所參與。

實際上，陳中和所參與「臺灣鐵工所」的土地，也是參與另一項投資案的成果，這是荒井泰治主導，於1909年（明治42年）的「打狗整地株式會社」，該公司成立之背景是因應打狗港築港工程。總督府藉此工程，除了興築現代化的打狗港外，更希望利用機會填海造陸，開發新市區，這些工程在政府無多餘資本情形下，只能藉由民間力量。當時已創立臺灣製糖、鹽水製糖株式會社、臺灣商工銀行的商界聞人荒井泰治，奉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之命，結合各路資金主，當地首富陳中和自然也列名其中，於1909年成立「打狗整地會社」，開始填築打狗港旁的海埔新生地，到1914年（大正3年）共填得18萬5千餘坪土地，這些土地皆是後來新市區的精華地。[16]陳中和也因此獲得大批土地，雖然陳中和被分到的都是當時最不值錢的鹽埕「垃圾地」，但仍可運用此協助如「臺灣鐵工所」需要廣大土地的工廠，更對於陳家後代財富的累積，有莫大助益。

另「呼應總督府」的投資案是「臺灣銀行」、「華南銀行」、「臺灣倉庫株式會社」、「大成火災海上保險」。臺灣銀行為日本政府在臺灣設立最重要的金融機構，臺灣富商亦多有認股，1903年（明治36年）統計時，陳中和認購271股，排名第三，王雪農亦有65股。[17]臺灣倉庫株式會社主要是以倉庫營業為主，兼營運送及碼頭裝卸，其營業點遍及全臺西部鐵路各站以及基隆、高雄兩大港，是日治時期相當重要的運輸公司，但在公司設立初期，總督府同樣面臨需要民間共同襄助，在陳中和等人認股下，於1916年（大正5年）9月16日成立，陳中和與新興製糖均有認購，其中陳中和個人認購600股，為個人認股最多者。[18]至於「華南銀行」與「大成火災海上保險」，也都與政府政策有關。[19]

除了與日商合作外，陳中和也與高雄在地的臺籍商人往來密切。1913年（大正2年）成立的南部製酒株式會社，是改組於1911年設立的打狗製酒，其創設者為臺籍的陳光燦。製酒是甘蔗製糖時傳統的副業，清代的民間製糖業者多半順道製酒，但日本領臺後，於1907年開徵「酒甑稅」，使得原本製酒不需付出太多成本的製糖農民開始考慮，在不敷成本下紛紛將這種民間製酒業收攤，給了大型酒廠誕生的機會，也是「南部製酒株式會社」成立之背景。[20]

    來自澎湖的陳光燦，是當時打狗臺商除陳中和家族外首屈一指的富商。1903年陳中和家族的「新興製糖會社」成立時，陳光燦同為創立發起人，並於1911年（明治44年）就任該公司董事（取締役）。同年其成立「打狗製酒」，兩年後改組為「南部製酒株式會社」，集合當時打狗有力臺商，如陳中和家的陳啟峰、陳啟貞以及潘國祥等人，與新興製糖成為當時少數由臺商主持的大型企業。[21]

整體言之，此時期是陳中和事業發展的高峰，但並非一帆風順。新興製糖在1904年（明治37年）糖價大跌導致其經營困難，甚至連一般輿論也不看好，[22]後在臺銀貸款下度過危機，[23]甚至還能投資其他事業，到1919年（大正8年）後砂糖熱潮，更讓新興製糖獲利不少，也能成立烏樹林製鹽，達到其事業顛峰。

在這段期間，除了新興製糖、烏樹林製鹽及陳中和物產外，陳中和也四處投資，但不論是配合總督府政策，或與日商或臺商的合作，這些投資案，陳中和多半僅能配合，無法主導。然比較起日商來此新設的水泥、機械、磚窯等新式工業，陳中和為代表的臺商仍選擇較熟悉的農產製造工業。這其中固然有臺商在資金及技術上的能力，以及總督府不願讓臺商介入等因素，然亦或許有意願之問題，例如在土地與金融業的投資上，雖然陳中和也非主導，但從日後陳中和家族，甚至是其他臺灣知名家族之投資，可看出傳統臺商對土地及金融投資的偏好，這也成為其戰後維持家業的重點。

二、陳中和家族與日治中期高雄市產業之發展（1923-1930）

1923年烏樹林製鹽成立後，陳中和家族的投資就漸漸趨緩。但此時期的高雄商人間的互相投資卻相當活絡。1920年代的不景氣，使得原來對高雄投資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外來日資」銷聲匿跡，忙於自保。這雖對臺灣整體經濟不利，卻是在地日商的大好機會，從1920年開始，幾位在地日商開始合縱連橫，共同投資，成為此時期高雄市最具影響力的商人。這其中以「日東商船組」的大坪與一為主軸心，另有同為運輸業的「臺灣運輸株式會社」杉本音吉、「臺灣合同運輸」中村一造，以及機械販賣「山半商店」船橋義雄、船橋武雄兄弟三個中心，互相交叉投資。[24]

大坪與一於日本領臺隔年（1896年，明治29年）即來臺，落腳於當時最重要的商港：基隆，後來看到高雄的發展性，遂將其事業重心轉至高雄，隨著高雄港的崛起，貨物流通轉運需求量大增，兩者業績也蒸蒸日上，[25]在外來日資逐步移出高雄後，開始多角化投資，成為高雄霸主。

大坪與一在1920年代，集合了老一代的「在地日商」荒木萬三郎、真砂由次郎、館林恒吉、名川鑒、小川與市、真砂由次郎，以及新一代的多木龍二、杉原佐一、高木拾郎、大坪佐苦樂、陳啟峰等人，分別在1921年（大正10年）設立「高雄劇場株式會社」、1925年（大正14年）創設「高雄製冰」及1928年（昭和3年）的「高雄共榮自動車株式會社」，分別進軍電影、製冰、公共運輸三項新興事業，在其1932年（昭和7年）過世後，高木拾郎繼續領導該集團運作，陸續投資土地、觀光、製帽等事業，成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商業集團。[26]其中陳中和家族以陳啟峰投資「高雄製冰」及「高雄共榮自動車」，以及高木拾郎於1929年成立的「壽山遊覽自動車」。

集團內另一個要角為多木龍二，其主要事業是化學工業，包括1919年（大正8年）的「多木合名會社」及1933年（昭和8年）的「日本碳酸株式會社」。其除與大坪與一合作投資「高雄製冰」外，1930年（昭和5年）則興設「鹽埕座」，至1935年改名為「鹽埕劇場株式會社」，戲院更名為「壽星館」，[27]陳啟峰亦參加投資。

陳中和家族與當時高雄商角另一要角杉本音吉的投資案未有交集，但主要也是杉本音吉在此時期擴張的企業不多，而與杉本音吉交好的船橋武雄兄弟投資案就有參與，是由陳啟峰於1929年（昭和4年）投資其「臺灣農具製造」。

船橋武雄出身日本鄉下，其具有冒險的雄心壯志，不甘願在鄉下度過一生，在日本領臺後，他看準臺灣這塊新天地，於1908年（明治41年）毅然赴臺，加入機械金屬（機械金物）商山光商店，1914年（大正3年）山光商店因經營不善倒閉，其轉至山一商行高雄分店（高雄出張所）金屬五金（金物）部門任職，後於1919年（大正8年）獨資成立山半商店，其主要經營機械五金、鐵道用材料、電氣用品、油類、船舶用品等機械類類用品，由於船橋武雄在事業上人脈廣闊，加上高雄在日治後期以機械工業為主，使其業務蒸蒸日上，能夠將事業觸角擴及其他區域。船橋武雄在高雄站穩腳步後，也邀其弟弟船橋義雄來高雄共同打拼。[28]兩兄弟的事業在本時期末段開始擴展，到了1934年（昭和9年）的「高雄雜貨卸株式會社」及「金鵄館」，讓其成為高雄市最重要的商業鉅子之一。

這段時期陳家參與在地商人的投資案，多半由陳啟峰代表，除了投資案不多的杉本音吉外，當時高雄市重要的商人其均有投資，尤其是最重要的大坪與一集團。家族其他成員，則是陳啟清投資1930年的「東港製冰」。

日治中期高雄產業的發展，約有以下二個特色：一是以在地商人為主。二是因在地商人資金不像財閥般充裕，故彼此互相支援投資，且其投資產業偏向資本不大、新興的民生產業，如電影院、製冰、汽車等，需要大量資金、技術的工業，較少出現在此階段。

在此情形下，身為臺籍商人首富的陳中和家族其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陳中和家族雖大量參與大坪與一集團的重要投資案，卻未見其主導任何新公司的設立。實際上，這時期陳中和仍專注於三大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土地的擴張，新興製糖從1924年至1929年5年間，其所得利潤為103萬圓，大約有80萬圓投入土地投資。[29]這也可說明陳中和家族此時期的策略，以陳啟峰為代表，與高雄市重要的商人交好，也讓陳啟峰的接班路走的更順，但實際的經營，仍以三大產業及土地為主，因此對於高雄市當時的新興產業，主要以培養人際網絡的投資，而非主導其發展。

三、陳中和家族與日治後期高雄市產業之發展（1930-1945）

1930年（昭和5年）陳中和過世，此時不論是對陳中和家族或是臺灣整體產業均進入一個新時期。1930年代，日本為解決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危機，求救於通貨膨脹及海外侵略。面對此情形，日本對於殖民地的政策改變，臺灣由糖、米為主的農業本位經濟，開始轉向以軍需產業為重點的「工業化」。[30]

1930年代以後，許多電廠的陸續完成，尤其是1934年（昭和9年）臺灣電力公司的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廠的完成，更讓日本許多輕金屬、電氣、製鋼部門，如日本鋁業、臺灣電化株式會社、臺灣化學工業會社等開始進入臺灣。後來更運用統制經濟下的金融貸款，讓日資大量進入臺灣投資，其投資重點在於新興的電氣、化學工業，以及原有的食品工業。但臺灣的工業化，一如原來的米、糖經濟，都是以日本中心為主體思考，因此是以原料由「大東亞共榮圈」取得、在臺灣製成半成品、再輸往日本的方式發展重工業，因此取得原料、以及輸往日本都很方便的高雄市，也就成為工業化時代最重要的城市。[31]

在此背景下，高雄市的產業有了重要變化，與軍事相關的「日本鋁業株式會社」、「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廠」為此時期最重要的建設。這些建設多為軍需工業，且需要大筆資金建設，這是在地日商的資金所無法負荷，於是這些建設又回到橫跨日本的大財團手中。

1935年（昭和10年）成立的「日本鋁業株式會社」是由三菱財團投資，1939年（昭和14年）成立的「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廠」則是古河財團投資，同在1939年成立的「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為日本曹達株式會社、大日本鹽業株式會社與負有政治任務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共同投資。三者不僅為此時期高市最大的投資案，所生產物資也都與軍需有關，「日本鋁業」是鋁、「旭電化」及「南日本化學」均生產金屬鎂，兩者原料均不在臺灣，充分展現其為戰爭服務的階段性任務。

戰爭時期的高雄產業界，除了來自日本大財團的軍需投資外，對產業界也開始進行管控，除了以「組合」方式加強控制，如「高雄商業倉庫信用利用組合」、「高雄州青果組合」外，「在地日商」領導者也悄然換人，雖然繼承了大坪與一的高木拾郎，仍有許多投資案，但最讓政府放心的卻是曾任公職的「退職官員日商」，這其中以中村一造為代表。

中村一造實際上在日本初領臺時就已來到臺灣，只不過他一直待在公職單位及大集團中，其初到臺灣，在臺灣鐵道部擔任雇員，為初期臺灣鐵路建設貢獻許多心力。後於1907年（明治40年）加入臺灣製糖會社，擔任運輸部長，負責臺灣製糖會社內鐵道設施興建維護工作，1914年（大正3年）轉往爪哇任職，1918年（大正7年）離職，前往新成立的臺灣倉庫株式會社擔任董事及高雄支店長。

從中村一造的經歷看來，其具有官商二棲的特性，不僅曾任職臺灣鐵道部，後轉任之臺灣製糖會社、臺灣倉庫株式會社均為官方大力支助的新企業，因此官方也藉助他的身份，頻頻讓其出任各種組織的領導者：如高雄商工會議所會頭、第一地區防衛團長、高雄勞慟需給組合理事長、高雄漁業共同組合長等，其後更陸續擔任高雄街協議員、高雄州協議會議員、甚至臺灣最高的總督府評議會議員，可見其與官方之關係，例如傳出爭議的高雄魚市株式會社、高雄勞慟需給組合，最後都由中村一造出任負責人，統合各方，也只有其出面，方能使執政當局放心，可見其功能。

中村一造也趁著良好的政商關係，有所投資。例如1921年（大正10年）由其擔任董事長的「高雄賣冰」，或是參與大坪與一的「高雄劇場」（1921年）等，但真正讓其登上顛峰的，則是從1933年（昭和8年）起與楠田卓哉的一連串合作。

楠田卓哉是日商第二代，其父楠田金之丞曾任高雄街助役，及高雄州、（街）市協議員，為重要之退職官員日商，楠田卓哉在其基礎上，更結合中村一造，成為日治後期高雄市最重要的商業集團。

楠田金之丞原為教師，1886年（明治19年）自島根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從事教師之工作，1896年（明治29年）領臺次年，其渡臺就任撫墾署書記，後陸續任職於辨務署、土地調查局、安平稅關經理課長，1906年（明治39年）其離開官職轉入臺灣採腦拓殖會社、高砂製糖會社，1910年（明治43年）辭職前往高雄，1916年（大正2年）其發起成立「高雄信用組合」，提供當地日商資金調度管道，1919年成立「高雄商事」，從事水泥仲介販賣。[32]1920年（大正9年）地方制度改正後，打狗升格為高雄街，其擔任高雄街助役（相當於今日副市長），並擔任高雄街協議員，成為議會中官方代表。1924年（大正13年）高雄街升格為高雄市後，其辭去官職，專心任職高雄市協議員，1928年（昭和3年）更上一層樓，成為高雄州協議員，[33]於1932年（昭和7年）10月11日過世。[34]

    在楠田金之丞過世前，其子楠田卓哉就放棄其在日本內地所開設的東亞製材所，來到高雄市，從事信託、代理等事業，後更於1934年（昭和9年）投資高雄新報社、1936年（昭和11年）與中村一造共創「高雄地所株式會社」，就任常務董事（專務取締役），成為其代表事業，[35]後更繼承其父，成為第一、二屆高雄市會議員（1935-1945）。

中村一造、楠田卓哉兩人從1933年（昭和8年）至1939年（昭和14年）短短6年間，陸續參與了「高雄中央批發市場」、「高雄雜貨卸株式會社」、「高雄新報」、「高雄州自動車工作」、「高雄地所」、「極南燃料」、「高雄州自動車運輸」、「高雄興業」、「楠梓合同運輸」、「臺灣木工」等10項投資案，其中由中村一造主導及中村一造、楠田卓哉兩人與他人合作者各佔其半（5項）。在合作方面：分別是與船橋武雄的「高雄雜貨卸株式會社」、杉本三郎的「高雄新報」、高木拾郎、工藤折平的「高雄州自動車工作」、本地才一郎的「高雄興業」、真砂由次郎的「高雄木工」，可說其合作對象包含船橋武雄、杉本三郎、高木拾郎、本地才一郎當時最主要的在地日商。而中村一造集團全力經營的「高雄地所」、「高雄州自動車運輸」，也能號召繼承大坪與一的高木拾郎及繼承杉本音吉的杉本三郎兩者參與投資，可看出其在高市商界地位，也成為此時期高雄商界的代表。[36]在上述眾多投資案中，陳中和家族僅有陳啟清投資「高雄中央批發市場」、「臺灣木工」，也可看出陳中和家族與前期積極參與大坪與一集團的投資有所不同，而陳中和家族參與者也由陳啟峰轉為陳啟清。

表一  中村一造、楠田金之丞父子主要參與之事業（1916~1942）

資料來源：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三輯》，頁183-208。

製表：王御風

本期除了「在地日資」外，臺資也起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其參與的產業方面，其中以胡知頭、何傳、唐榮等人為代表。

胡知頭則是鹽埕人，原為碼頭工人，以銷售日人海野三次郎以壽山石灰岩所燒製之石灰起家，後買下日人愛生堂的灰窯，經營臺人第一家新式石灰工廠，因石灰為臺人蓋房子的建材，故於1916年（大正5年）臺灣兩次大地震後，胡知頭獲利許多，後更與淺野水泥合作，成為臺灣石灰大王，更挹注林迦、本地才一郎的事業，成為日治後期臺籍商界領導人物。[37]

何傳於1896年（明治29年）出生於臺南安平，1914年（大正3年）進入日本著名的肥料雜貨商「株式會社安部幸商店」任職，經歷14年的工作後，於1927年（昭和2年）12月退社，並於隔年（1928年）1月在高雄市開設「永豐商店」，從事雜貨販賣。[38]因何傳工作認真，頗獲財閥「三井」的信賴，使其業務蒸蒸日上，後更於內惟創設「永豐紙廠」，成為高市臺籍商人中，首位非傳統家族開業成功者，[39]其「永豐商店」更於1934年（昭和9年）8月增資為資本額百萬元的株式會社，並於1939年進軍政界，官派為第二屆高雄市會議員，後更角逐成功，成為民選之高雄州會議員，[40]可說是日治晚期最具政商實力的臺籍商人。

    唐榮則出生福建，於1896年來到臺灣，先於澎湖開設餅店，但因生意不佳，轉至高雄擔任鹽務局監視員，後承包壽山開山工事，卻因合夥人捲款潛逃，讓其虧損累累，後又至屏東開設米行及丸一運送組，生活才逐漸好轉，其於臺日的運送過程中，發現鋼鐵重要性，心想若能在臺灣直接將廢鐵鎔鑄新品，應能節省許多運費，故於1940年（昭和15年）創辦唐榮鐵工廠，為臺灣第一家民營鋼鐵廠，[41]戰後更成為高雄最重要的民營鐵工廠。

    不論是胡知頭、何傳、唐榮，都反應出臺籍商人逐步變化的趨勢，上述幾人均非出身富商人家，而且都從基層，甚至是苦力做起。但其所經營之事業，亦非傳統家族熟悉的農產製造工業，而是石灰、造紙、製鐵等新式工業，反觀傳統的富商家族，不論是陳中和、陳光燦，均在此時期漸趨於沈寂，也看出產業轉換的痕跡。

    陳中和家族在此時期更面對困境，創辦者陳中和辭世後，家族成員的爭產使得其對外投資也減少，後來更面臨總督府對於產業的管控，其最重要的兩大產業：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會社均於1941年（昭和16年）被整併，這也使得陳中和家族在這個時期相對沈默，僅有陳啟清投資的「高雄中央批發市場」及「臺灣木工」及陳啟川於1936年（昭和11年）參與「民報商事社」。

整體而言，此時期是高雄產業變化相當大的時期，在「工業化、南進化」的戰時體制下，不僅以軍需為主的財團再度來到高雄投資，在地的日商與臺商也有極大改變，日商改由退職官員擔綱，臺商則在產業上逐步轉型，舊有的臺商家族，在產業上無法更新，又面臨強力併購，僅能靠著政治上的合作，如擔任市會議員維持家業，幸好其在高雄市區仍有大批土地，方能在戰後具有影響力，仍是高雄市第一大家族。

四、結論：陳中和家族與日治高雄市產業的發展

陳中和家族在日治時期的事業發展，約略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由1895年至1923年成立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在此時期，陳中和展現其之所以能夠成為南部首富的過人才能，從一個以糖業進出口貿易為主的商人，在參與日人新式糖業工廠創設（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後，也積極投身設立新式糖廠：新興製糖株式會社，雖然中途遭遇經營不順的波折，但終能克服萬難，轉虧為盈，並於1923年設立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奠定陳中和家族財富的基礎。

除了專心經營其拿手的糖、米、鹽業外，對於高雄日籍、臺籍商人的新式產業，陳中和也多予投資。尤其是總督府希望藉助商人所成立的企業或金融機構，不論是全島性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臺灣倉庫株式會社、臺灣銀行、華南銀行、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或是高雄的打狗整地株式會社、臺灣鐵工所，都看的到陳中和身影，這不僅打好與總督府的關係，更擴張了陳中和政商人脈。而這些投資並非只有付出，回收報酬更是驚人，不但讓陳中和得以熟悉新式產業經營，像是打狗整地株式會社所分得的土地，就算到今日，仍是陳中和家族主要財力資源之一。

    在1923年到1930年的第二個時期，陳中和主要經營目標，除了維持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兩大企業外，更積極進行土地經營，這也說明陳中和物產的重要性。也因此，即使當時高雄市是以在地商人結盟方式進行新興企業開發，陳中和家族也僅以陳啟峰為代表進行廣泛的投資，而不嘗試於主導其他產業的發展。

    1930年以後，一是陳中和過世後家產之糾紛，二是此時期以軍需工業化為發展主軸，由於總督府並未給予臺商插手大型軍需產業的空間，加上陳中和家族對此亦不擅長，使得陳中和家族投資慢慢減少。而隨著戰爭爆發，總督府對於企業管控更為緊縮，陳中和家族的兩大產業：新興製糖及烏樹林製鹽終被整併，但陳中和物產的大批土地仍能維持陳家財富，甚至在戰後亦維持不墜。

    陳中和家族的產業，反應了日治初期臺商的發展模式：以農產製造工業及土地為主，對於新式工業較無興趣。這固然牽涉到殖民地經濟體制下，日人不允許臺人插手大型工業投資，但從日治中後期興起的高雄臺商，如胡知頭以石灰、唐榮以鋼鐵發跡，可見總督府並未完全禁止臺人在小型工業的發展，然傳統臺商對此興趣似乎不高。就連1920年後的高雄市，日、臺商相互投資的風潮中，也罕見臺商主導的新式產業，即使陳中和家族對此曾加以投資，也是以擴張政商人脈為主，這也可從日治時期臺灣五大家族在戰後的產業發展獲得證明。

    整體而言，以陳中和家族為例的日治初期重要臺商，在殖民地經濟體制下，多半以農產製造工業為主，這固然牽涉到殖民地政府管控，但與其產業發展趨勢及對產業熟悉度有關，如其即對土地投資及金融業亦展現高度興趣，而其土地與金融投資最後更幫助其度過日治末期農產製造工業被政府併購之危機，讓其仍擁有雄厚資本，在戰後維繫其家族企業及財富。而此種發展型態，就與日治中後期崛起之臺商發展途徑有明顯不同。

參考書目

專書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東京：力行堂，1940年）。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高市：臺南新報，1929年）。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29年）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臺北：稻鄉，1996年）

范雅鈞，《臺灣酒的故事》（臺北：貓頭鷹，2002年）。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2003年）。

宮崎健三，《陳中和翁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

照史（林曙光），《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高市：春暉，1983年）。

照史（林曙光），《高雄人物評述 第二輯》（高市：春暉，1985年）。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臺北：玉山社，2008年）。

論文

小林英夫著，何義麟譯，〈1930年代後半期以後的臺灣「工業化」政策〉，《臺灣史料研究 創刊號》（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3年2月），頁131-172。

王御風，〈日治初期打狗（高雄）產業之發展（1895-1913）〉，《高市文獻》17：4（高市：高市文獻會，2004年12月）頁1-18。

王御風，〈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吳子政，〈臺灣倉庫株式會社的創立與發展（1916-1945）〉，《高市文獻》21：1，（高市：高市文獻會，2008年3月），頁70-100。

吳文星，〈日據時期高雄地區社會領導階層之分析〉，《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一輯》（高市：陳中和基金會，1994年4月）頁133-162。

許雪姬，〈白手起家的鋼鐵鉅子—唐榮〉，《臺灣近代名人誌  第三冊》（臺北：自立，1987年12月），頁63-76。

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三輯》（高市：陳中和基金會，1996年10月）頁123-208。

報紙

〈鹽務總管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30日第2版。

〈陳中和氏新開鹽田〉，《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30日第2版。

〈東港地方の鹽業〉，《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4月6日第2版

〈東港鹽田の洛成〉，《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14日第2版。

〈安平精米會社の器械運轉〉，《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4日第2版。

〈臺銀本島人株主〉，《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9月18日第2版。

〈糖界危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24日第3版。

〈打狗造船所〉，《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6月16日第3版。

〈臺灣鐵工所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8月31日第2版。

* 感謝高雄師範大學李文環副教授在「臺灣五大家族學術研討會」中提出對本文分期及主軸之看法及匿名審查人對本文之建議。同時也感謝趙祐志博士及陳俐甫助理教授對本文的啟發與討論。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1] 打狗於1920年（大正9年）方更名為高雄。

[2]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2003年），頁55。

[3] 吳文星，〈日據時期高雄地區社會領導階層之分析〉，《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一輯》（高市：陳中和基金會，1994年）頁140。

[4]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臺北：玉山社，2008年），頁84-90。

[5] 〈南部經濟界の實情〉，《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4日第2版。

[6]

[7]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96-98。

[8] 〈安平精米會社の器械運轉〉，《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4日第2版。

[9] 〈鹽務總管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30日第2版。

[10] 〈陳中和氏新開鹽田〉，《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30日第2版。

[11] 〈東港地方の鹽業〉，《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4月6日第2版、〈東港鹽田の洛成〉，《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14日第2版。

[12]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111-117。

[13]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29年），頁168-169。

[14] 〈打狗造船所〉，《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6月16日第3版。

[15] 〈臺灣鐵工所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8月31日第2版。

[16] 吳文星，〈日據時期高雄地區社會領導階層之分析〉，《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一輯》，頁140。

[17] 〈臺銀本島人株主〉，《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9月18日第2版

[18] 吳子政，〈臺灣倉庫株式會社的創立與發展（1916-1945）〉，《高市文獻》21：1，頁82。

[19]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416-423。

[20] 范雅鈞，《臺灣酒的故事》（臺北：貓頭鷹，2002年），頁24-26、34-37。

[21]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頁374。

[22] 〈糖界危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24日第3版。

[23]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頁98-99。

[24] 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三輯》（高市：陳中和基金會，1996年10月）頁173-179。

[25] 王御風，〈日治初期打狗（高雄）產業之發展（1895-1913）〉，《高市文獻》17：4，頁11。

[26] 王御風，〈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120-124。

[27]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185-187、369-370。

[28]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195-197、407-409。

[29]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421。

[30]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121。

[31] 小林英夫著，何義麟譯，〈1930年代後半期以後的臺灣「工業化」政策〉，《臺灣史料研究
創刊號》，頁135-146。

[32] 趙祐志，〈日據時期高雄地區企業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
第三輯》，頁184。

[33]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66、367。

[34] 《高雄市報》，昭和7年10月18日。

[35]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3、394。

[36] 王御風，〈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頁206-211。

[37] 照史，〈白手起家企業先驅石灰大亨
光復前高雄個人最高納稅人—胡知頭〉，《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高市：春暉，1985年出版），頁59-79。

[38]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1。

[39] 照史，〈現代陶朱公—何傳〉，《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頁202。

[40]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1。

[41] 許雪姬，〈白手起家的鋼鐵鉅子—唐榮〉，《臺灣近代名人誌  第三冊》（臺北：自立，1987年），頁64-68。

本文刊載於《臺灣文獻》62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393-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