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鳳山街之變遷初探

日治鳳山街之變遷初探*

王御風**

中文摘要

鳳山街為清代鳳山縣（約當今高雄市及屏東縣大部分地區）首府，也是當時

鳳山縣的行政及經濟中心，但邁入日治時期，在總督府積極建設高雄港，並連結鐵路成為海陸運輸中心後，高雄街（後改制為市）的地位節節高昇，取代鳳山街的政經中心地位，鳳山街則面臨如何發展的挑戰。

日治時期鳳山街，以大正9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分為前後兩期。前期鳳山街範圍大約以鳳山城區為主，初期仍為政治中心，但在明治42年（1909）原鳳山廳改為鳳山支廳後，日人陸續撤出轉至高雄，鳳山街逐漸失去區域政經中心角色，也影響發展。後期鳳山街除鳳山城區外，尚包含周遭12個大字，使其面積增加，也與高雄街毗鄰。此時期因民間經濟發展，以及景氣的復甦，加上1930年代後，政府投入較多的公共建設，藉由新的都市規劃及工程，試圖消除長期困擾當地的瘧疾，使得鳳山街更適宜居住。隨著戰爭的開展，鳳山街更成為重要軍事駐地，倉庫區及眷舍的興建，湧入大量日人。

    鳳山街在日治時期，由原先的鳳山城逐步擴充。鳳山街新的發展區域，多為日人居住，也讓鳳山形成臺人與日人不同區域。此外，鳳山街與高雄市的接壤，使其深受高雄市影響，逐漸成為高雄的衛星城鎮，此趨勢也一直延伸至今。

關鍵詞：鳳山、鳳梨、高雄

一、前言

    今日高雄市鳳山區是清代鳳山縣（管轄區域約今日高雄市、屏東縣大部分區域）縣治所在地，亦為該區域行政、經濟中心。日治時期該區域以打狗（高雄）港為發展主軸，瀕臨港區的打狗街更快速竄起，在大正13年（1924）升格為高雄市，同在鐵路上的阿緱（屏東）也飛躍而起，在昭和8年（1933）升格為屏東市，使得鳳山街不再成為該區域發展中心，雖其在戰後（1945-2010年）仍為高雄縣縣府所在地，但相對於當時之高雄市而言，並非區域重心。以往對於鳳山之研究，偏重於清代，對於日治時期較為缺乏，兩次編纂的《鳳山市志》也限於體例，無法對日治鳳山街變動做系統性描述，尤其是當日治時期高雄州主力發展均在高雄、屏東兩市時，鳳山街的發展為何？此仍值得探究。

    本文試圖勾勒鳳山街在日治時期發展，以官方資料及檔案為主，輔以當時報刊，如《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整理日治時期鳳山街的轉變，試圖探討鳳山街在日治時期的發展脈絡。日治時期鳳山街發展，可以大正9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分為前後兩期，兩期鳳山街所轄範圍不同，大正9年前之鳳山街，約以鳳山城區為範圍，大正9年後，鳳山街除鳳山城區，尚包括新庄仔等12個大字，與高雄街（後升格為高雄市）接壤，面積人口均增加。但前期（明治28年至大正9年，1895-1920）大半時間，鳳山街仍為高雄地區行政中心，但地位逐漸下滑，加上鄰近打狗崛起及瘧疾影響，人口呈現停滯狀態，後來在鳳梨及糖等產業帶動下，逐步復甦。後期（大正9年至昭和20年，1920-1945）在民間經濟帶動下，景氣回穩，雖受到昭和4年（1929）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但在1930年代藉由大型公共建設（街役所、公會堂、神社、自來水）及針對瘧疾進行的城區環境改善工程，如溝渠整治、填平魚塭等，使得鳳山街更適宜居住，而日治末期軍隊的進駐，讓鳳山街面貌又有所改變。以下就各分期逐一討論。

二、 日治前期的鳳山街（1895-1920）

    回顧鳳山歷史，日治前期為主要關鍵點。此地原稱為下埤頭，因位於高屏平原交通要衝，商業相當繁盛，康熙末年成為清代鳳山縣（約今日高雄市及屏東縣）最繁華市街，而鳳山縣原來縣治興隆庄（今高雄市左營區）相對冷清。乾隆53年（1788）因原縣城受到攻擊而毀損，清廷核准將縣城遷移至此地，後來雖一度又遷回興隆庄，但最終鳳山縣城落腳於此，也使得此地名稱改為「鳳山」，[1]一直到明治28年（1895）日人治台，此地均為鳳山縣最繁華之地，光緒20年（1894）的《鳳山縣采訪冊》中就記載當時鳳山城內共有14條街，[2]可說是高屏地區的政經中心。

    日人來台，初期仍以原架構為主，也開始摸索思考新的方式，以行政區劃為例，從明治28年（1895）至明治34年（1901），以縣廳制為主，更動頻繁，大半沿襲清代統治區域，再加以變化，此時高屏地區多屬臺南縣管轄，鳳山則為次一級之行政中心，仍為高屏地區中心。[3]

明治34年（1901）至大正9年（1920）則以廳制為主，此時較為固定，僅於明治34年（1901）劃分全台為20廳、明治42年（1909）年改為12廳。在明治34年（1901）的全台20廳中，鳳山為其中一廳，下轄3支廳：打狗支廳、阿公店支廳、楠仔坑支廳。在此階段，今日高雄地區除了鳳山廳外，尚有蕃薯寮（今旗山）廳，而今日屏東地區則由阿緱（今屏東）廳及恆春廳管轄。明治42年（1909）20廳改為12廳，原臺南、鳳山兩廳及鹽水港廳一部份併為臺南廳，廳下設有13支廳，今日高雄地區有鳳山、打狗、楠梓坑等支廳，阿緱廳也合併蕃薯寮廳、恆春廳為阿緱廳。對於鳳山而言，明治34年及明治42年的行政區域劃分是相當大轉折，鳳山不再是該區域政治重心，打狗、阿緱則逐步上升。

    日治初期，鳳山仍為區域中心，鳳山廳署、臺灣總督府鳳山醫院、台南衛戍醫院鳳山分院等均設於此，[4]此時鳳山街名稱並不十分明確，《總督府統計書》初期稱為「鳳山市街」，直到明治36年（1903）後才開始改稱「鳳山街」，[5]所指範圍以鳳山城區為主。明治42年（1909）鳳山改設支廳後，下轄12區，其中鳳山區共包括鳳山街、新庄仔及竹仔街，[6]此處鳳山街仍是以鳳山城為主，本文在大正9年（1920）前討論之鳳山街，以鳳山城區為主要範圍，大正9年行政區劃調整後，鳳山街所轄才有所變化。

    由圖1明治42年（1909）的鳳山城圖可見，鳳山城內可分為縣口、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四大區，其中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為城內最繁華地帶，也是臺人聚集區域。縣口則為行政區域，不論是清代或日治時期，行政機關均設於此，此地也成為日人主要居住區。

    因城內空間有限，新建設及產業多設於城外，其中以明治40年（1907）座落於鳳山城北門外的鳳山火車站（停車場）及明治35年（1902）年在新庄仔的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工廠較重要，兩者是以縣口為中心向北方（北門外）及西北方（新庄仔）延伸，加上明治36年（1903）時，開始拆除舊城門及土牆，[7]這使得日人主要居住的縣口與鳳山火車站、新庄仔連成一氣，北門外的鳳山火車站附近還新指定為遊廓區，[8]可見主政者有意藉由火車站的興建，帶動鳳山城外北邊的發展。

圖1  1909年鳳山城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高雄縣鳳山縣城整體環境再造計畫》（高雄：高雄縣文化局，2007），頁3-34。

   日、臺居住的區域差異，也從表1可見。此表是由明治40年（1907）《台灣南部紳士錄》中鳳山街名人開設商店所做類型統計表，表中日商聚集在縣口，而臺商以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為主。從商店類型中，也可看到臺人與日人的不同型態，臺人以醫生（應為漢醫）、綢緞布裝、什貨、阿片煙膏為主，日人則多經營較新式產業，如鳳梨罐頭、寫真等行業。

表1 明治40年（1907）鳳山街商店類型統計表

說明：（）為日商

資料來源：臺南新報，《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511-527。

    鳳山街在廢縣設廳後（1901-1919），不僅區域政治中心受到挑戰，整體發展也一度陷入低潮。我們可從人口數一窺端倪。圖2為明治30年（1897）至大正8年（1919）的歷年鳳山街（城）人口，其於明治33年（1900）的7,416人後，開始呈現停滯且下滑，在明治41年（1908）跌破6,000人後，至大正8年間，人口多半維持在5,500人左右。

    人口下滑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是遷出、二是死亡，圖3為鳳山街從明治39年（1906）至大正8年（1919）的人口消長因素，鳳山街僅在明治42年（1909）由鳳山廳改設支廳前後（明治41-43年，1908-1910年）及大正3年（1914），有短暫的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其中明治41至43年的遷移以日人為主，應為日籍行政人員及軍隊撤離，[9]大正3年則以台人遷出為主，原因並不詳。其他時間的人口下滑主要因素為死亡大於出生，由於鳳山街為瘧疾主要區域，且在大正2年（1913）被總督府列為重點防治區，[10]推測鳳山街此時期飽受瘧疾侵襲，這可能也是人口遷出的原因之一。但對鳳山街的整體發展來說，鄰近打狗港的崛起，可能是除了改設支廳及瘧疾外，更為重要的關鍵因素。

圖2  1897-1919年鳳山街（城）人口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總督官房文書課，《臺灣總督府統計書》（明治30年－38年份）（臺北：臺灣總督府，1899-1905）；《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明治39年－大正8年）（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臺灣總督府，1906-1919）。

圖3 1906至1919年鳳山街人口消長因素圖

資料來源：《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明治39年－大正8年）（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臺灣總督府，1906-1919）。[11]

明治41年（1908）發生的兩件事，對於打狗（後改稱高雄）及鳳山街發展有極大影響：一是基隆到高雄的縱貫線通車，另一則是打狗築港工程開始。縱貫鐵路完工讓臺灣交通重心由水運轉至陸運，打狗築港工程不僅填築新的港口，也打造了新的哈瑪星市區，而明治34年（1901）興建的橋仔頭新式糖廠，更可透過鐵路與港口，將成品轉運至日本，這也帶動打狗崛起，原本為區域商業集散地的鳳山街，因環境的變化，經濟地位不如打狗重要，也使得區域重心轉移至打狗。[12]

行政區的變遷，更可看出兩地的變化。大正9年（1920），行政區域改為五州二廳，在今日高屏及澎湖地區（澎湖1926年則另設澎湖廳，獨立於高雄州外）設置高雄州，與清末鳳山縣及恆春縣區域大致相符。高雄州廳設於高雄街，此為高雄街地位首次超越鳳山街，成為高雄州地區行政中心。後來，大正13年（1924）廢高雄郡及高雄街，改設高雄市，此為高雄設市之始，也是當時高雄州下唯一的市，高雄市成為高雄州的行政中心。[13]

　　由圖2人口統計也可看出，鳳山街的人口從大正3年（1914）後慢慢回穩，這也可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中證明，《臺灣日日新報》於大正7年（1918）的一則報導指出，鳳山街整體發展在大正4年（1915）左右，因為許多新產業的加入，逐步發展。其舉鳳山驛乘客為例，指出大正6年（1917）1至9月鳳山驛的乘客數為81,424人，而大正7年（1918）1至9月為100,528人，加上電燈需求、料理店的增加，都可看到鳳山街的恢復繁榮。[14]大正10年（1921），鳳山街民眾更請願，希望汽車能在此營業，因為鳳山驛搭車人數急速上升，到大正8年（1919）時，每年乘客人數已達18萬，可見鳳山街景氣恢復穩定。[15]

　　此時鳳山街所依賴的產業為何？鳳山地區原本就是重要的米、糖、甘藷、鳳梨集散地，此時期仍以此為基底，發展新式產業。如日治時期南部最重要的製糖產業，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原料產區在鳳山城區附近。明治36年（1906）以鳳山為主要產區的「新興製糖會社」設立，雖其工廠設於小竹里芎蕉腳庄（今高雄市大寮區），非在鳳山街，[16]對鳳山街發展仍有所助益，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帶來的糖業榮景，對於鳳山街的經濟回穩，有相當助益。

    除了糖業發展外，另一個對鳳山街經濟發展有所貢獻是引進了現代化製作方式的鳳梨罐頭產業，其中以岡村庄太郎的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為代表。臺灣鳳梨罐頭的製造，最早是岡村庄太郎。岡村庄太郎為大阪人，其於明治28年（1895）12月渡台後，在第二師團第二旅團軍營內販賣日用品及飲食，後其調查得知，日本每年輸入100萬罐鳳梨罐頭，故於明治33年（1900）3月開始著手試製鳳梨罐頭，明治35年（1902）5月，岡村庄太郎在鳳梨主要產地為鳳山興建工廠，總督府也認為鳳梨罐頭產業值得發展，全力支援。[17]

　　但因製造技術問題，岡村庄太郎工廠之經營仍不理想，明治44（1911）年趁著日本提高鳳梨罐頭關稅之機會，邀集臺北的小松楠彌、川端伊之助、臺南的佐佐木紀綱、越智寅一、黑田菊太郎、平高寅太郎、杉坂六三郎、打狗的古賀三千人、荒木萬三郎等人改組為「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由佐佐木紀綱擔任社長，後岡村庄太郎於大正6年（1917）因持續虧損退出，佐佐木紀綱親自負責經營。[18]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帶動的日本景氣，讓日本國內消費市場擴大，臺灣的鳳梨罐頭製造業也蒙受其利。

　　另值得一提的是，岡村庄太郎除了鳳梨罐頭外，同時還在新庄仔設有「岡村新庄仔製糖場」，[19]也與許多臺籍企業家合作成立「鳳山養蠶組合」，但創立之後經營不甚理想，岡村庄太郎希望能夠增資繼續經營，然而其他合作的臺籍企業家均不贊成，明治44年（1911）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改組後，大正2年（1913）年鳳山養蠶組合賣給臺南廳農會，將其移至鳳山養蠶飼育所（位於今鳳儀書院內）。[20]由此可見，鳳山街曾是岡村庄太郎事業重心，可惜在無法獲利下，黯然離開。

    岡村庄太郎雖無法成功，但其開啟的產業，許多鳳山街臺、日籍商人均躍躍欲試，如鳳山街的門屋寬太與石川寅太，在大樹腳（今大樹區）設立新的鳳梨罐頭工廠，並向鳳山街有志者募股，大正2年（1913）6月28日於九曲堂開創立總會。[21]大正7年（1918），員林街的櫻之芳之助也與京都的濱口富三郎合作成立的「臺灣物產合資會社」，除了京都本社及員林街工廠外，也在鳳山街設立工廠。[22]這不僅對鳳山街的復甦有極大助益，也帶動一旁的大樹庄的產業。

    因鳳山城外新庄仔為鳳梨罐頭產業工廠及辦公室的主要聚落之一，故對於鳳山街影響較大，糖業與鳳梨罐頭為此時期鳳山街經濟的主軸，兩者的貨物運輸均需要鐵路，這也帶動鳳山街的交通發展。

    高雄至九曲堂段鐵路在明治40年（1907）即已興建完畢，主要即是當時鳳山支廳所在地鳳山街並不在縱貫線上，故興建高雄與九曲堂間17.3公里的鳳山支線。後該線於大正3年（1914）延長至阿緱的溪州線（後為潮州線），讓阿緱的糖業不用再經由東港，可以更快速地輸出，成為阿緱在日治快速飛躍的關鍵。

    日治時期鐵路的興建，也是南部產業及城市變化的重大關鍵。清代高屏地區的經濟主軸是以水運及河運為主，因此有水利之便的鳳山，以及高屏溪沿岸的里港、萬丹、東港為主要市街。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高屏地區以糖業發展為主，配合高雄港及鐵路發展，讓打狗、阿緱、潮州這幾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曾設公司或工廠之地，成為日治時期南部發展最快的三個城市。[23]鳳山街雖也有鐵路經過，但不是臺灣製糖的主要基地，無法同樣起飛，然而藉由鐵路運輸，糖業及鳳梨罐頭仍可持續發展，讓鳳山街慢慢復甦。

    日治時期經由鳳山街的鐵路除了官方外，還有民間經營，民間主要是以產業為主，因為鳳山附近是重要蔗糖產區，因此新興製糖會社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均以鳳山火車站（停車場）旁（相關位置可見圖5）為起點，經營兩條鐵路線，讓鳳山火車站結合官鐵及民間鐵路，成為交通中心，向四周放射。[24]其中台糖小港線（臺灣製糖會社紅線）由鳳山至小港，如連結由九曲堂至旗山的旗尾線，可貫穿至旗山。新興製糖的鐵道則由鳳山至林子邊。這兩條鐵道是除了縱貫線外，鳳山最重要的聯外鐵道。

除了製糖公司外，明治45年（1912）4月，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申請由鳳山街至赤山里灣仔內庄的輕鐵，後又自灣仔內庄，延長行駛至楠梓坑街（今楠梓）。另一條則是由鳳山街為起點，至大樹腳庄龍目井。[25]該線於大正2年（1913年）獲核准。[26]

這些鐵道，除了貨運外，還可供客運使用。臺灣鳳梨鑵詰會社的輕軌鐵路興建後，貨運及客運都較為方便，一般反映很好，營運較以往為佳，[27]也帶動日後鳳梨罐頭製造業的黃金年代。但經過十餘年的營運後，其獲利越來越困難，遂於昭和2年（1927）9月，首先中止鳳山街至苓雅寮間的輕鐵。[28]後全面停駛。

　　整體而言，日治前期是鳳山街歷史的關鍵時期，從原本高屏地區的行政、經濟中心，在臺灣總督府積極建設打狗港及新式糖廠後，不僅不再是經濟中心，也慢慢喪失區域行政中心地位，這讓官員、眷屬及軍隊移出鳳山街，也讓鳳山街陷入人口停滯並緩步下滑的窘境，比對鄰近快速成長的打狗，鳳山街的繁榮不如以往。但在鳳梨罐頭、糖業，以及鳳山城北側的新區域開發下，鳳山街開始逐步復甦。而本期發展關鍵均與日人較有關係，行政中心的轉移讓日人大量遷出，新的鳳梨罐頭產業及城外新區域開發，也都由日人主導。

三、日治後期的鳳山街（1920-1945）

　　大正9年（1920），臺灣行政區重新劃定，形成五州二廳，今日高屏地區成為高雄州，下轄九郡：高雄郡、鳳山郡、岡山郡、旗山郡、屏東郡、潮州郡、東港郡、恆春郡、澎湖郡。鳳山街為鳳山郡郡治所在，其行政區域經過調整後，包含鳳山、竹仔腳、新庄仔、道爺廍、七老爺、新甲、五塊厝、五甲、籬仔內、灣仔頭、過埤仔、赤山、牛潮埔。鳳山郡則下轄鳳山街、小港庄、林園庄、大寮庄、大樹庄、鳥松庄。[29]由圖4可見，原鳳山街是以鳳山城為主，新的鳳山街整體面積擴張不少，[30]人口數也因此從大正8年（1919）的5,621人，增加為11,423人。只是在此次調整中，高雄州廳設於原稱打狗街的高雄街，正式宣告高雄街的時代來臨，鳳山街不僅不再是高屏政經中心，其西南側的五塊厝、籬仔內、五甲也與高雄街（大正13年後之高雄市）接壤，更直接受到高雄市影響。到了昭和15年（1940）年10月，鳳山街的五塊厝及籬子內更直接劃歸高雄市管轄，成為高雄市的一部份。[31]

圖4：1920年鳳山街相關位置圖

資料來源：〈高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2015/5/21。

　　鳳山街在此時期雖不再是行政中心，但在經濟上，卻仍有所發展。鳳山郡首要產業為糖業，其次是鳳梨。糖業產值為鳳山郡之冠，但兩個主要工廠分別位於大寮庄的新興製糖會社工廠，以及小港庄的臺灣製糖會社後壁林工廠，鳳山街主要為原料產區。而鳳梨產業除了在鳳山街、大樹庄、林園庄、小港庄的鳳梨種植外，更主要是鳳梨罐頭工廠，這集中在鳳山街與大樹庄，因此鳳梨罐頭產業與鳳山街較為相關。[32]臺灣鳳梨罐頭產業在大正9年（1920）左右逐步攀上高峰，臺灣的鳳梨罐頭工廠也大量出現，大正12年（1923）裕仁皇太子巡視臺灣時，雖沒有到鳳山街參觀，但其於4月22日由高雄搭火車前往屏東時，經過鳳山火車站時，鳳山街在火車站附近東側築起長七間、高二間、斜面約三間的小山，並移植鳳梨一百五十株，築成鳳梨山，且在附近陳列鳳梨罐頭，作為迎接皇太子的鳳山街象徵。[33]

    至少到大正13年（1924），鳳梨罐頭製造已成為鳳山街重要的產業之一。不僅鳳山街內有四間製罐工廠，雇用了鳳山居民百餘人在此上班，當地生產的鳳梨，也可售予製罐工廠，且價格逐步上漲，大正12（1923）年的價格是1,000顆鳳梨55圓，大正13年則上升至80餘圓。[34] 以鳳山街為主的鳳梨工廠，在橋本安博領軍下，於昭和2年（1927）6月設立臺灣鳳梨同業組合。[35]而其主事者一直懸缺，直到昭和3年（1928）11月，才由卸任不久的鳳山街長小平又次接任，也可見鳳梨食品工業與鳳山街的關係。[36]

    昭和5（1930）年8月21日，臨時產業合理局的國產愛用委員會優良國產品選定小委員會，選出第二回優良國產品目，臺灣入選者僅有三家工廠，其中兩家就是鳳山街的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跟阿辻罐詰所，另一間則是彰化南郭公司。[37]由表2可見，在昭和5年（1930）時，鳳山街及大樹庄共有14間鳳梨工廠，就其職工數來看，鳳山街共有453名，如以養活一家五口來計算，共有2,200人生計與鳳梨罐頭工廠有關，約佔當年鳳山街人口（14,512人）的15%，若再加上鳳梨種植者，可見鳳梨產業對鳳山街之重要。

表2　昭和5年（1930）鳳山街及大樹庄鳳梨罐頭工廠

資料來源：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為例》，頁81-83。

    除了糖業及鳳梨產業外，1920年代鳳山街民間產業究竟有何變化？我們可從昭和4年（1929）《臺灣商工人名錄》所記載的鳳山街商家（見表3），以及〈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鳳山〉（見圖5）做一討論。

圖5 昭和4年（1929）鳳山街商店圖

資料來源：黃武達編，《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台北：南天，2006影印）66：3。

    圖5仍以鳳山城為主，表3則有統計鳳山城其他區域，如新庄仔、赤山等，但可發現主要商家仍聚集於城內四大區（縣口、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最多人從事的商業是雜貨業，日臺人均有，次多的則是民間借貸的金貸業，且全為臺人經營，也集中在傳統的火房口、草店尾、大老衙三區，可見這也是傳統臺人的金融經營方式。實際上，除了金貸業，臺人也在產業組合法於大正2年（1913）通過後，在鳳山支廳長安倍利三郎的力促之下，大正6年（1917）成立了鳳山共進信用組合，以鳳山及翁公園二地區商人加入，事務所設於火房口，由林靜觀擔任組合長、陳岸溪擔任專務理事，可說是鳳山街臺商的重要組織。

跟明治40年（1907）年的表1相較，最大差別是表1從業人口最多的醫生（漢醫）完全消失於表3，而表3中次多的金貸業則不曾出現於表1。原因在於表1係從全南部的士紳名錄中彙整的資料，而表3則是從《臺灣商工人名錄》中彙整，以商工業為主要收錄對象，醫生並不包含在收錄對象中。

      不論是漢醫或金貸業，都是以臺人舊城區（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為主要根據地，從表1與表3中可發現，人數最多的產業，通常都是以臺商為主，從此也可看到臺人產業聚集現象（雜貨、金貸、精米），而日商所經營行業，則多半為獨家生意，群聚現象較少。

    對比表1與表3，從明治40年（1907）到昭和4年（1929）的鳳山街產業，臺商的精米、雜貨（什貨）、料理都還是熱門項目，表3中的魚獸肉其實是在明治28年（1895）設於大老衙的鳳山市場販售，[39]也是傳統產業。日商的產業變化較大，鳳梨罐頭產業及土木建築業成為日商主要行業。而1920年代在臺灣各大都市出現的新產業，如軌道、製冰、自轉車（腳踏車）及自動車等新興行業也同樣在鳳山街出現，這些新興產業經營者其實台、日均有。

    這些新企業中，最重要是交通運輸業。前述鐵道修築，不僅供製糖業及鳳梨罐頭業的貨運用途外，也提供客運使用，這帶動民間投資鐵路運輸，大正2年（1913）有九曲堂王寅吉及鳳山街王拱垣等發起成立資金五萬圓的鳳山輕鐵株式會社，以建立市街的輕鐵計畫，由鳳山火車站（鳳山停車場）後倉庫為起點，越過鳳山鐵道，繞行北門、西門、東門各處，[40]但此計畫似乎未被核准。後僅看到金重喜作昭和元（1926）年5月31日開始經營的「鳳山軌道商行」鳳山至苓雅寮線。[41]

後汽車也引入鳳山街，大正元年汽車輸入臺灣，[42]大正13（1924）年底，全高雄州僅有13台汽車，但隔年（大正14年，1925）則快速激增至77台，[43]加上道路的修築，客運系統也出現，以鳳山街為起點的高旗自動車株式會社也開始經營各路線。到了昭和16（1941）年共有5條道路，包括高雄、鳳山、屏東的縱貫道路，以及鳳山街到楠梓、東港、大林蒲、苓雅四條街庄道路。客運也有鳳山街至高雄、屏東、苓雅寮、小港、汕尾、大樹、楠梓各線。[44]交通運輸業的更加便利，對於鳳山街來說，在鄰近高雄逐步擴大下，更加深成為衛星城市的可能，這些影響在日治後期更為明顯。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企業，不論是鳳山製氷、高旗自動車株式會社、鳳山軌道商行，以及急速成長的鳳梨罐頭工廠，都是在城郊的新庄仔，也讓新庄仔、縣口及火車站旁的赤山成為日人企業主要聚集地，與臺人的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形成鳳山街兩大區域。

表3 昭和4年（1929）鳳山街商店類型統計表

註：（）為日商

資料來源：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1929年），頁50-61。

   1920年代在產業蓬勃發展下，鳳山街擺脫了前期的不景氣，從當時報導中甚至看到奢華的現象。如報導指出，當時旗亭（料理店）生意原本不太好，在大正13年（1924）景氣好轉後，旗亭生意大幅躍進，[45]鳳山街名士許炎就於9月23日，田都元帥誕辰當日，召集各料理店藝妓17、8名，由兩名友人評比，一至五名依序為蘇金蓮、阿旦、寶猜、阿卻、烏肉。[46]

    大正14年（1925）7月2日，鳳山城隍廟更特別舉辦了日治30年來首度的祭典，當天吸引了屏東、潮州、高雄、岡山、臺南等地約6千民眾搭乘火車來參加，讓鳳山街熱鬧非凡。[47]

    在此情形下，電影與戲劇也是廣受歡迎，原有的鳳山劇場更在昭和5年（1930），因人口增加、戲院老舊，預定進行改建，經費為2萬元，改建為現代化的新劇場。[48]以上種種，都可看出1920年代鳳山街整體景氣的好轉。

　　昭和4年（1929）發生的經濟大恐慌影響全球，鳳山街也不例外。昭和6年（1931）鳳梨價格的崩盤，讓鳳山街景氣也受到影響，在此情形下，鳳山街發展主軸轉以公共建設興建為主，讓居住環境更佳，也使得人口仍維持成長，並隨著日治後期戰事擴大，大批軍隊進駐鳳山街，讓鳳山街風貌有巨大變化。

　　昭和4年（1929）年高雄聯昌商行倒閉，也影響到鳳山街許多商家，經濟大恐慌更讓大銀行緊縮放款，商家生意清淡，報章以「鳳山市況寂靜　金融梗塞」來形容昭和5年（1930）的鳳山街市況，更說挑擔的小販，日出而做、日暮而歸，生活反而安穩，商家僅能靠信用組合及民間貸付業度過難關，這倒也說明鳳山街民間貸付業者的活躍。[49]

　　在此情形下，與1920年代的奢華完全相反，民間展開種種節約的呼籲。鳳山街名士陳岸溪更認為中元普渡太過浪費，於是發起改善中元普渡的運動，[50]於昭和6年（1931）7月30日組成協會，共有56名參加，後更推林靜觀為會長。[51]同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也報導鳳山街往年的普渡，多有呼妓宴客者，但這一年因為不景氣，大家「頗知節約」。[52]連理髮業也降價度過難關。[53]

　　而往年中秋節都是在旗亭、酒店中賞月，當年則在經濟習俗改善會提倡下，改在公園中觀月，大家一起討論「節約」或「風趣」。[54]這項提議獲得許多人的贊同，公園甚至要臨時增加電燈，也是公園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盛況。[55]

　　昭和8年（1933）10月15日，鳳山街方面委員會例會，更提出禁止燒金銀紙的議案，獲得在場所有委員的同意，也展開一連串的宣傳。[56]昭和9年（1934）3月，由街長平間重兵衛召集鳳山街方面委員會事業助成會評議委員12人，針對如何加強宣傳討論。[57]這都可看出鳳山街在不景氣下，自動自發的節約行動。

    這波的經濟不景氣，也影響到鳳梨罐頭產業。鳳梨罐頭產業1920年代的榮景，使得各地小型工廠紛紛成立，其產量在昭和6年（1931）創下歷史新高，此時又遇上經濟寒流，消費者購買意願不高，遂使得各廠削價競爭，價格急速下跌，也引發合併呼聲，先於昭和7年（1932）成立鳳梨共販會社，但仍未解決售價爭議，最後則於昭和10年（1935）6月創立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除了大甲鳳梨商會外，全臺鳳梨工廠均合併於此。[58]

    這次合併，主要經營權落入日人手中，原來臺人經營者紛紛退出，但整體產量並未下降，下表為昭和3年（1928）至昭和14年（1939）高雄港鳳梨罐頭的移出（運至日本）輸出統計[59]，可見臺灣南部鳳梨罐頭整體仍是逐步上升，臺灣合同鳳梨會社總社設於高雄市，也說明了鳳山郡在鳳梨罐頭產業的重要性，而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在鳳山街設立的工廠是第11、12、14工廠，在昭和11年（1936）時所聘用職工人數為974人，[60]對比昭和5年（1930）的453人，有所進步。但對於種植鳳梨的農民，在失去自由競爭後，收益大為減少，鳳山郡農民，以大樹庄為主，也在昭和11年（1936）展開一連串抗爭。[61]

單位：円

圖6 高雄港鳳梨罐頭移出輸出統計

資料來源：高雄州役所，《高雄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3年-昭和14年）（高雄：高雄州役所，1928-1939）[62]

在經歷經濟大恐慌及鳳梨罐頭產業合併事件後，1930年代的鳳山街產業是否有所變化？表4是根據昭和11年（1936）《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分析鳳山街商店，編撰者僅列出14種行業，與表3昭和4年的市況相較，鳳梨罐頭、金貸業、雜貨三大主要項目，以及新興的製冰、自動車都消失。但實際上，比對同年出版的《鳳山街民政調查》，就會發現鳳梨罐頭業者在合併後，原鳳山街工廠改為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第11、12、14工廠，[63]高旗自動車及鳳山製冰也仍存在，該書討論鳳山街具有影響力的臺籍菁英時，其工作仍多半是地主（貸地業）及雜貨經營者，雖不見金貸業的記載，但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殆盡。

    從表4看來，臺人經營米穀業者仍多。就區域看來，鳳山街仍以鳳山城區為主，日人依舊以縣口、赤山為主，臺人也同樣在火房口、大老衙、草店尾等地。所以整體而言，不論就區域或行業，都沒有太大的變化，但規模是否縮小，在缺乏指標情形下，無法判斷，但從人口數觀察，鳳山街的人口則呈現穩定成長。

表4 昭和11年（1936）鳳山街商店類型統計表

註：（）為日商

資料來源：千草默仙，《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昭和11年）》（臺北：圖南協會，1936年），頁527-528。

   圖7為大正9年（1920）至昭和18年（1943）鳳山街人口統計，可見大正9年後，鳳山街擺脫前期的停滯下滑，除了昭和15年（1940）應該是因鳳山街部分區域劃歸高雄市，而有小幅下降外，[64]其餘都是緩步上升，就連1930年的不景氣時期也不例外。其中原因，除了鳳梨罐頭產業的穩定發展外，從圖8大正10年（1921）至昭和6年（1931）鳳山街人口消長圖亦可看出，鳳山街已擺脫前期死亡常大於出生的情形，是人口能持續保持成長的重要因素，其中關鍵是瘧疾的控制。

圖7 1920-1943年鳳山街人口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9年－昭和18年） （臺北：臺灣總督府總督府官房統計課，1920-1943）。

圖8  1921至1931鳳山街人口消長因素圖

說明：1920年無資料

資料來源：《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10年－昭和6年部分）（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2-1932）。[65]

    瘧疾（Malaria）是臺灣重要疾病之一，從日治初期開始統計後就是全台死因首位，但瘧疾發生原因及傳染途徑一直到昭和32年（1899）萬巴德醫師（Dr. Patrick Manson）才證實由瘧蚊所傳染，這也讓臺灣總督府原本認為瘧疾是由「瘴氣」而來，改為該如何防治瘧蚊，也採用西方的「對人」與「對蚊」兩大策略：「對人」是避免蚊蟲叮咬，如使用蚊帳、紗窗等，「對蚊」則主張撲殺瘧蚊、防止瘧蚊繁殖，因此要改善環境。[66]

　　大正2年（1913）4月總督府以律令第5號發布瘧疾防遏措施，瘧疾猖獗地區被指定為防治區，衛生警察負責此區域防遏計畫，對居民強迫驗血，同年10月，鳳山街等地開始進行抽血，若發現原蟲帶蟲者，則撲滅瘧原蟲與驅除蚊蟲，而此措施也達到一些遏止效果，鳳山街在1913年的原蟲帶原者是9.66%，到了隔年（1914年）則降到5.51%。這也可看到鳳山街是當時瘧疾重要感染區，但苦無經費使用，直到大正13年（1924）防瘧費用改為部分由國庫支出，[67]經費較為充裕。但在此之前，從表5可見，從大正10年（1921）開始，[68]鳳山街已開始進行一連串工程，主要針對舊城區護城河：曹公圳及鳳山溪的排水、疏浚，並於昭和4年（1929）填埋原來在城區南邊的養魚池，昭和7年（1932）將原流經鳳山城的內河道填平，這使得鳳山城內風貌改變，也使得城區南邊開始發展，並延續至後來的都市計畫。

表5 大正10年至昭和10年鳳山街防治瘧疾相關工程

資料來源：鳳山街役場，《鳳山街民政調查》，頁43-44。

　　同樣為防治疾病的建設，還有自來水（上水道）的修築。實際上，鄰近的高雄市，早在大正2年（1913）即已完成高雄自來水道，反觀鳳山街居民長期以來均使用井水，水量雖豐富，但水質不穩定，也導致許多疾病的傳染。故希望能夠從高雄自來水道引水，昭和4年（1929）6月5日，街民代表40餘人於街役場討論相關問題。因整體經費約15萬圓，希望能由總督府補助三分之一，另外則由鳳山街負擔。[69]

　　此工程原希望能與高雄自來水道的擴建工程一同進行，但高雄自來水道工程要到昭和7年（1932）才能完成，且高雄市也表示不能無條件給予，這都讓鳳山街自來水道工程增添許多變數，[70]尤其在經費上，不僅興建經費要15萬圓，而每年還要付予高雄市2萬的費用，讓鳳山街無法支應，遂決定放棄此規畫，改在鳳山街內尋找水源。後在原總督府醫院附近找到優質水源，將以此作為水源，[71]經費原預計為12萬圓，由總督府、高雄州及鳳山街各出資三分之一（4萬圓），[72]後增為14萬8千7百90圓。[73]此工程於昭和8年（1933）正式動工，[74]後於昭和9年（1934）11月17日完工，

　　本期鳳山街的主要工程不僅於此，從昭和4年（1929）開始進行連續五年，總預算12萬400圓的整體建設計畫，[75]也讓鳳山街整體風貌改觀。當時興建的主要公共建築為街役場（昭和5年，1930）、公會堂（昭和9年，1934）、神社（昭和10年，1935）。而三大目標就是自來水（水道）、市街改正及瘧疾防遏設施。[76]

　　昭和3年（1928）開始，鳳山街進行新市區規劃，先是由西區至東門間縱貫道路的市區改正計畫，其工事費約7,200圓，其中4,200圓由國庫補助，鳳山街則需支付3,000圓，為此鳳山街曾召集街協議員等討論。[77]在同年也決定興建街役場，經費則需2萬圓，街役場成為鳳山街的行政中心，同時在街役場旁，另設有公會堂。[78]

　　新的鳳山街役場最後決定設在舊街役場前空地，二層樓的磚造建築，總經費為2萬5千餘圓，在昭和4年（1929）10月開始動工，[79]昭和5年（1930）3月19日舉行上棟式，由鳳山郡庶務、警察二課長，及鳳山街街長平間參加，場面熱烈。[80]該建築於昭和5年（1930）6月30日上午10時舉行落成式。[81]

至於一旁的公會堂，工程費3萬5百圓，從昭和8年（1933）11月開始動工，[82]昭和9年（1934）落成。[83]因其竣工典禮於昭和9年11月17日上午10點20分，與鳳山街自來水道完工儀式共同於公會堂內盛大舉行，格外受到重視，鳳山街長平間與二百餘位官民共同參與此一盛會，高雄州內務部長廣谷代理州知事出席，鳳山、東港郡郡守、屏東市助役也到場祝賀，並享用祝賀午餐會，直到下午1點才結束。[84]

    鳳山神社最早於大正14年（1925），由藤井正喜率領40餘位居民，共同連署上書請求興建。[85]但一直到昭和8年（1933）才開始籌畫，工程費3萬6千圓，於昭和9年（1934）開始興建，[86]昭和10年（1935）落成，[87]地方人士也加以慶祝。

    鳳山街民眾一直爭取的都市計畫，在昭和13年（1938）由臺灣總督府公布，其都市計畫區域以鳳山、竹仔腳、新庄仔、道爺廍、五塊厝、赤山、牛稠埔為主，計畫在舊城外（竹仔腳、新庄仔）設置官署、公園（見圖9），可看到政府跳出舊城區外建設的意圖，[88]但也可看出這是延續日人原來在城內縣口，擴張至城外赤山、新庄仔的步伐，城區南邊也在填築養魚池後開始發展，新設立的道路（見圖9今鳳山中山路）更帶動該區域發展，讓鳳山街積極向城外擴展。

圖9  昭和13年（1938）鳳山都市計畫圖

資料來源：黃武達編，《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台北：南天，2006影印）65。

    鳳山街在本期的持續發展，除了產業、公共衛生及公共建設外，與其接壤的高雄市也是重要因素。高雄市在大正13年（1924）設市後，快速發展，主要市區也積極外擴。昭和11年（1936）8月29日高雄州告示114號公布「大高雄都市計畫案」，[89]該計畫是以未來30年，人口預估40萬規劃，其中將州廳北側40米道路（今高雄市中正路）延長至鳳山，[90]其都市計畫範圍，也距離鳳山街不遠。在高雄市持續擴張下，對鳳山街影響越來越大。

    以各地均有的商工會組織為例，直到昭和9年（1934），才由橋本安博、林蒼水等人發起，由橋本安博擔任會長。[91]之所以如此緩慢，主要是因為鳳山街太過緊鄰高雄市，上層商工領袖前往高雄市參加商工會非常容易，反而讓鳳山商工會很晚才成立。[92]

   而在戰爭階段時，總督府透過各類經濟統制，實行戰時動員，並逐步以日人取代臺人，如臺商最重要的商業組織「鳳山信用（販賣利用）購買組合」，在昭和14年（1939）年以前，不論組合長、常務理事、理監事均為臺籍，但在昭和14年後，由高雄市出身的芝忠一擔任組合長，並增加一位日籍專務理事。連執行經濟統制，都由高雄市日人出面，可見鳳山街此時受到高雄影響之深。

    但鳳山街整體風貌的最大改變，則是日治後期的戰爭階段。在鳳山城外，原本就是清代的練兵場，大正8年（1919）也在鳳山城外東北側設立「鳳山無線電信所」，昭和12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後，日軍除中國戰場外，另一個主要目標是資源豐富的南洋，臺灣因地理位置，也開始受到重視，尤其具有港口的高雄，更成為日軍積極部署的重鎮，鳳山街附近也就沿襲清代規劃，成為日軍進駐的主要基地。

    昭和13年（1938）開始，日本為了軍需品的調補，開始於臺灣興建「臺灣陸軍倉庫」，總部設在臺北，昭和16年（1941）1月，在鳳山地區興建臺灣倉庫，也就是今日的衛武營，該區域與設於高雄市五塊厝的陸軍醫院連成一氣，也加深高雄市與鳳山街間連結。除此之外，陸軍第48師團也於昭和16年8月12日改隸臺灣軍，從中國戰場進駐臺南、高雄等地備戰，當年12月轉登陸菲律賓，但仍有部隊留駐鳳山街，其他亦有第9師團等部隊曾進駐鳳山街。為了這些軍隊及軍眷的住宿問題，於昭和17年（1941）開始興建宿舍，也就是戰後的黃埔新村。[93]

圖10 1943年鳳山街及軍事布置圖

資料來源：〈高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2015/5/6。

    圖10可見軍事區域對鳳山的影響，在軍事區域進駐後，讓鳳山街除了鳳山舊城區外，出現另一個人口聚集區域，也使得鳳山街的日人在日治最後階段急速發展，表6為昭和13年（1938）至昭和17年（1941）高雄州內日人較集中之街庄的日人人口變動，可明顯看到與軍事布置相關的高雄市、岡山街、鳳山街日人人數，相較於以糖業為主的旗山街、楠梓庄、小港庄，這三地日人人口均快速上升，也帶來相當的改變，但隨著戰爭結束，這些區域均由國軍所接收，鳳山地區陸續成立陸軍官校、陸軍步兵學校、衛武營營區、黃埔新村等軍眷區，軍事及眷村文化成為戰後鳳山的特色。日治後期的軍事相關建設，影響到戰後軍事設施及眷區配置，更可見其延續性。

表6  昭和13年（1938）至昭和17年（1941）日人人口統計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企畫部，《臺灣常住戶口統計（昭和13-16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1942）。

四、小結

　　鳳山街是清代鳳山縣（約當今高雄市及屏東縣大部分地區）的首府，當時是鳳山縣的商業及政治中心。但邁入日治時期，在短短20多年內，逐步被高雄趕上，可見日治時期，是關係鳳山街發展的重要時期。

    回顧日治時期鳳山街發展，約可以大正9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分為前後兩期。兩期鳳山街的管轄範圍不同，前期鳳山街範圍約為鳳山城區，鳳山街原為高雄區域中心，但在總督府決定將重心擺放在打狗港，並連結縱貫鐵路，使得打狗崛起，逐漸取代鳳山街。明治42年（1909）鳳山廳改設為鳳山支廳後的行政中心轉移，加上此時瘧疾造成高死亡率的情況，無法有效改善，使得大量日人遷出，此期人口停滯並下滑。但在製糖及鳳梨罐頭等民間產業帶動下，逐步好轉。

　　後期鳳山街管轄範圍擴大，除鳳山城區外，尚包含12個大字，與高雄市接壤，但此期鳳山街已不再是高雄區域中心，僅是鳳山郡郡治所在，在鳳梨罐頭產業快速發展下，鳳山街經濟出現榮景，雖碰到昭和4年（1929）經濟大恐慌，但在產業、公共衛生及公共建設多重努力，以及高雄市的影響下，人口仍持續上升。此時期鳳山城區面貌逐步改變，街役場、公會堂、神社陸續興建完成。為防治瘧疾，許多工程的施作，如填平魚塭、城內曹公圳，以及自來水（上水道）的完工，讓鳳山環境成為更適合居住。

    鳳山街都市計畫於昭和13年（1938）通過，讓鳳山街發展走出舊城區，向舊城區外擴展，但使得鳳山街改變最大是日治晚期軍隊進駐，在鳳山城外興建軍事設施及眷舍，也讓鳳山街日人人口快速急升，雖因時間過短，較看不出其影響，但若拉長至戰後，則可看到鳳山街成為一個外省族群聚集的軍事區。

    若從地理空間來觀察，可看到鳳山族群的變化。鳳山舊城區可分為清代行政區的「縣口」，以及民眾主要居住區：「大老衙」、「草店尾」、「火房口」四區。日人來臺後，多居住在「縣口」，在日治前期的主要發展也是以「縣口」旁的赤山、新庄仔為主，火車站、鳳梨罐頭工廠均設於此，陸續的新式產業，如製冰廠、自動車等，也多設在新庄仔，這幾個區域也就成為日人的新興區域，與臺人的舊城區分庭抗禮，昭和13年的都市計畫圖也可看到，日人試圖將行政中心搬遷至新庄仔，這些日人居住區，也是日治時期鳳山重點發展區。

    相對於日人區，臺人區多以傳統的經濟模式因應，從明治40年（1907）、昭和4年（1929）、昭和11年（1936）的鳳山街商家紀錄看來，臺人區多以米穀業（精米所）、雜貨、借貸業（金貸）、地主（貸地業）、漢醫為主，因缺乏詳細資料，無法瞭解其在日治全期的興衰情形。而其居住區域，雖不如日人區有大型建設，但也在防治瘧疾的前提下，進行許多工程，如城區南部魚塭的填平，讓大老衙、草店尾有新的道路建設，昭和13年的都市計畫中，鳳山城南門外的道爺廍也是重點區域，但隨著日治末期在城區外東南的大規模軍事建設，此區域也開始湧入日人，不再以臺人為主。

    日治末期增加的軍事區，讓鳳山有更大變化。新增的軍事區不僅面積廣大，也讓長期以來發展不大的城區外東南地區，開始改頭換面，因此鳳山街日人的人口也在短期內增加迅速。到了戰後，則由於此地有大量軍事相關設施及眷村的設置，成為鳳山街外省族群的主要居住區域，似乎可窺見日治時期的軍事區設置於城外所形成的歷史延續性。

    日治鳳山街的發展，隱含有依照族群分布發展的情形，日人投入較多建設的區域，都與日人主要聚集地有關，形成了臺人以鳳山舊城區，日人則以城外新區為主，這也是日治50年，鳳山街可見的明顯變化。

    除了上述以鳳山城內外為主軸的改變外，鳳山街由於鄰近高雄市，日治時期的發展也受到高雄市興起的影響。殖民者不僅將政經中心移轉至高雄市，高雄地區的發展，也明顯以高雄市為主，鳳山街的自來水（上水道）、都市計畫都是在高雄市實施許久後，才加以實施。從日治末期的高雄市及鳳山都市計畫，也可看到由於高雄市的擴張，鳳山逐漸成為高雄市的衛星城鎮，此趨勢至今仍未改變。

（本文刊載於《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9期（2015年5月），頁93-134。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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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街役場  廳舍上棟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3/21，5版。

〈鳳山街役場  卅日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6/21，7版。

〈鳳山市況寂靜　金融梗塞〉，《臺灣日日新報》，1930/6/30，4版。

〈鳳山街に劇場〉，《臺灣日日新報》，1930/7/6，5版。

〈交通宣傳〉，《臺灣日日新報》，1930/7/24，4版。

〈內外對比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8/23，4版。

〈改善中元普度  鳳山街有志蹶起〉，《臺灣日日新報》，1930/8/24，4版。

〈鳳山街水道問題  欲賴高雄要大考量〉，《臺灣日日新報》，1930/12/8，8版。

〈是是非非〉，《臺灣日日新報》，1931/9/1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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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鳳山街民  多觀月公園內〉，《臺灣日日新報》，1931/9/30，4版。

〈鳳山郡鳳山街役場〉，《臺灣日日新報》，1931/10/31，4版。

〈街民の要望すろ  鳳山街の三大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31/12/13，3版。

〈鳳山街三角窓壯丁團〉，《臺灣日日新報》，1932/11/1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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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街方委　就廢燒金銀紙　募集標語〉，《臺灣日日新報》，1934/3/8，8版。

〈鳳山街の上水道　來る十月には給水〉，《臺灣日日新報》，1934/4/20，3版。

〈發展途上にある〉，《臺灣日日新報》，1934/5/12，4版。

〈鳳山街で祝賀會を開催　公會堂、水道工事落成記念〉，《臺灣日日新報》，1934/10/21，3版。

〈鳳山街公會堂水道  來月中落成及竣工祝〉，《臺灣日日新報》，1934/10/2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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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Fong Shan Town under Japanese Rule

By: Wang, Yu-Fong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ong Shan is the capital of Fong Shan County,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 of the Kaohsiung and Ping Tong area.  However,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governor office launched an ambitious development plan for Kaohsiung Harbor and its connecting railroads, and Kaohsiung quickly rose to become a sea-land transportation hub, replacing Fong Shan as the area capital, and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ong Shan.

The development of Fong Shan Town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pans from 1895 to 1919, when the city sees its prosperity gradually failing.  Originally a political center, but in 1909, Fong Shan Cho was downgraded to Fong Shan Cho Branch. Many Japanese relocated to Kaohsiung, and the city is losing its status as the regional eco-political center.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1920 to 1929, a golden decade marked by the economic boom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all kind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s prosper, although there’s still a lack of any public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third stage is from 1930 to 1945, when the economy sees challenges during the 1930s, but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more in infrastructure by building a new administrative center, launching new urban planning and reclaiming land by filling lakes and ponds to eliminate epidemics such as malaria.  With the start of World War II, Fong Shan became an important military base, and large amounts of warehouses and military quarters were built, and lots of Japanese residents settling in.

Overall,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Fong Shan had risen and expanded with new developments inhabited mostly by Japanese people, resulting in different living areas for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Also,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Kaohsiung, the development of Fong Shang was deeply affected and has remained a satellite town to Kaohsiung.

Keywords: Fong Shan, Pineapple, Kaohsi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