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公會堂的時空紋理與演變

2008年6月10日新化公會堂被登錄為歷史建築，但其歷史卻出現了模糊不清與斷裂的現象。透過調查研究，原來新化公會堂共有兩代，第1代為「新化街公會堂」，位於第1代街役場（俗稱杉仔厝）2樓。1937年新化郡役所打造全新的「新化郡公會堂」，不僅是第2代，亦為今日依然留存之新化公會堂。

一、前言

2008年6月10日新化公會堂，由臺南市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但其歷史卻出現了模糊不清與記載斷裂的現象。時代變遷導致時空紋理的斷裂，往往形成空間的失落與傅科（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異質時空」。異質時間（Heterochrony）可以是時間切片的累積，也可以是時間長期的堆疊累積。異質空間（Heterotopias）則是相同文化裡，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建構的場域，賦含權力色彩。[1]

如同穿越時空隧道，為找尋新化公會堂的時空紋理與意涵，必須建構基礎史實，尋找歷史斷裂的原因，分析其空間由來與演變。為此，我們從史料、口述、老照片、棟札、碑文入手，透過考證分析，試圖為新化公會堂勾勒其時間與空間變化之脈絡。

過去的研究，未有以新化公會堂為論題者。但相關研究則有新化如杜正宇、吳建昇（2005）、林美惠（2010）等；公會堂調查與公共空間如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999）、王育才（1999年）、柯勝釗（2002）、陳凱雯（2007）、張淑君等（2009）、黃俊銘等（2011）等；新化之文化資產如陳信安、王耀德（2008）、曹婷婷（2011）等，均為本文之撰寫，開拓了研究視野。

二、新化公會堂的歷史背景

新化舊稱「大目降」或「大穆降」，[2]為平埔族語Tavacan 或Tavakangh的譯音，意指「山林之地」；昔日為西拉雅平埔族大目降社的生活空間。[3]荷治時期，東印度公司強迫大目降社遷往新港社旁，[4]並招徠漢人於本地發展農業。[5]在隔離政策下，大目降一帶遂成為漢人墾區。鄭氏以降，據明永曆18年（1664）之〈臺灣軍備圖〉，本地已成為以漢人為主的「大目降民社」[6]，屬感化里管轄，曾有「大目降莊，竹圍甚大，多祖籍金陵、京口之人，云系鄭氏所掠，今成土著」之傳說。[7]此外，鄭氏也在大目降置英兵鎮，做為監視平埔族大目降社之用，今協興里一帶又稱「營盤後」，相傳乃由此得名。[8]

入清以後，感化里遭裁撤，改隸新設之廣儲東里，並強化政教控制。置大目降汛，有把總一員、兵150名，[9]官府亦在大目降莊開辦社學與社倉，皆為康熙後期臺灣知縣張宏所建。乾嘉年間為大目降人口及區域發展迅速變化的時期，大目降街的出現不但象徵著人群聚集，也成為日後新化興起的關鍵。[10]

日人來臺後，行政區域經常變動。1920年以前，新化曾有大穆降庄、大目降辨務署、大目降支廳、大目降里、大目降區等多種不同的名稱(參見表1)。

表-1新化地區在日治時期之行政區域分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而成

1920年7月，臺灣總督府重新調整臺灣的行政區劃，[11]臺南州下設新化郡，管轄新化街、善化庄、新市庄、安定庄、山上庄、左鎮庄、南化庄、玉井庄、楠西庄等9街庄，置郡役所於新化街(臺南市新化警分局舊址)。[12]新化街下則有新化（太子廟、王公廟、觀音廟、大使公角）、那拔林、礁坑子、大坑尾、知母義、竹子腳、洋子、唪口、北勢、崙子頂、頂山腳等聚落。[13]改制後的新化街，不但是新化郡行政中心設置的所在地，也是周圍9大街庄的核心。

圖1：新化郡役場。

圖像來源：《新化郡要覽》，1929

最初街庄長為名譽職，新化街的前4任街長都是梁道，任期長達16年。1935年4月，街庄長和助役由名譽職改為有給職，新化街長陸續由日人鴨川貞藏、松本儀平等出任。[14]當時的地方行政，雖仍受臺灣總督府的集權統治，但卻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和自治權，對地方發展也有所幫助，逐漸形成具有在地特色的地方機制。在此情況下，配合地方自治政策，興建一可供民眾集會的場所，遂成為有必要進行之事。

清領時期，臺灣的公共建設並不發達，民眾遇有婚喪喜慶、宴客集會等事宜，多以廟宇、廟埕或是私人宅邸為場所，缺乏公眾集會之專屬建築。日治時期，隨著統治者的更迭，各種新式社交活動逐步引進臺灣，但缺乏合適場地進行會議或表演場所，於是，建造一個公共集會宴客的建築物便成為當代之需。在此情形下，臺灣各地的公會堂陸續興建啟用，其中亦有日人以公會堂取代傳統公共集會場所之意圖。[15]公會堂的主要機能，為提供公眾集會，除必備的聚會空間外，部份公會堂內尚有公共圖書館、食堂（餐廳）、表演廳、娛樂室、體育設施等，成為市、街、庄內居民的休閒健身、吸收新知及聯絡感情的重要場所。

臺灣最早興建的公會堂為1902年的基隆公會堂，[16]其次是1911年興建的「臺南公館」（臺南公會堂），主要供民眾及團體使用。[17]1918年至1935年之間，各市、街、庄亦陸續興建。發起單位或主事者常有濃厚的官方色彩，落成後也多半交由地方政府管理，以利用公會堂進行宣傳政績或教化百姓之活動。建築風格則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日明治、大正年間，建築主體多採磚木構造，僅少部分為木構造。日昭和時期則以鋼筋混凝土或鋼骨鋼筋的混凝土構造，立面造形也呈現現代建築的簡潔風格。[18]外觀設計方面，可略分為3級。第1級為中央或州級行政層級之公會堂，形式較為繁複，如臺北公會堂、臺中公會堂等。第2級為市（郡）、街、庄之公會堂，建築多半類似：入口門廊量體較兩旁長矩形量體、正面呈凹狀，在凹口處後面銜接會堂量體，山牆露出於中央最高處，類似簡化後的哥德式建築，如北港、彰化公會堂。第3級為鄰里社區所屬，規模較簡單，出入口不同於前者從縱面向（山牆面）進入，而是從建築物橫向面中央進入。[19]以現存之新化公會堂而言，其形式同於郡級。

表2 全臺各地公會堂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公會堂(含吳園)」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頁2-18、2-19。黃俊銘計畫主持，《新竹公會堂修復、再利用及管理維護計畫》，頁2-14。

三、從「新化街公會堂」到「新化郡公會堂」

根據1937、1939、1940、1942年出版的《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及1944年出版的《臺南州厚生事業要覽》之記載，新化公會堂完工於1937年2月16日，由新化郡管理。若比對臺南州下各公會堂之興建時間，新化為臺南州各處公會堂中最晚興建者。[20]但根據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新化公會堂於1927年就有記載（參見表2）。相關報導中，最早一次的使用記錄為新化郡役所於1927年11月6日召集轄下各街庄長，於公會堂召開街庄事務磋商會。由此，則新化公會堂或有兩座，現存建築為1937年完工。

表3 新化公會堂的集會紀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成

根據新化文史工作室康文榮先生提供之照片，新化公會堂應有兩代。第1代公會堂位於第1代街役場2樓，待街役場搬遷後，另覓土地建造第2代公會堂（此即今日留存之公會堂）。圖2為1924年新化郡守交接典禮，圖中可見第1代公會堂之名稱為「大目降公會堂」（圖3），入口正面右側之名稱可補為「臺南州新化郡新化街役場」（圖4）。可見第1代公會堂確實位於第1代街役場內。只是，現存《臺灣日日新報》中，新化公會堂的紀錄，僅見於1927至1933年及1938年以後，1934至1937年間未見報導，而第2代街役場為1934年啟用，可見第1代公會堂應是與第1代街役場並存，在街役場搬遷後，因第2代公會堂尚未興建，故無集會紀錄，直到1937年落成後，才出現相關報導。此外，第1代公會堂雖在建築上標示為「大目降公會堂」，但當時的報導則是以「新化公會堂」稱之。

圖2：門廊上方名稱，應可補為大目降公會堂。

圖像來源：《新化郡要覽》，1929

圖3：入口右側之名稱有「臺南州新化郡新化街」字樣。

圖像來源：《新化郡要覽》，1929

第1代街役場（俗稱「杉仔樓」）的位置，林美惠認為位於安樂酒家對面（今信義街屈臣氏往東一點點），[21]康文榮則指出即今信義街正宗肉圓與老街綠豆湯的位置。[22]按屈臣氏位於信義街213號，老街綠豆湯與正宗肉圓位於信義路198、200號，林、康所指位置相去不遠，應是同一處。第1代街役場建於1920年10月，係因地方官制改正的結果。[23]至於遷建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第1代街役場空間不敷使用，又為民宅包圍，導致擴建不易。因此於1934年遷建於今中正路與忠孝路交叉路口。[24]第2代街役場之建物依然留存，即今「1934古蹟餐坊」。

第2代街役場的圖面與記載，在陳信安、王耀德等的努力下，終見天日。當搜尋新化市區改正計畫之時，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0556）中發掘出1929年之〈新化街市區改正費資金借入許可指令案〉，檔案內包括了第2代街役場的設計圖面。[25]至於興建第2代街役場的資金來源，筆者則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尋獲另有一份檔案：〈指令第七三九號臺南州新化街街役場廳舍並市場改築資金借入ノ件〉（冊號10622），亦有明載。綜合兩份文件，可見街役場遷建之事早有規畫（1929-1934）。此外，第2代街役場的平面配置圖中，僅有會議室，而無公會堂。相信這是因為公會堂開放予社會大眾使用，無論民間團體舉辦活動，或是個別人士舉辦婚禮，進出民眾過多，均會妨礙街役場辦公。因此在第2代街役場中，並無設置公會堂。

依據第2代公會堂之日治時期地籍資料（新平段724地號），該地段原為林○文所有，後於1912年轉移給新化公學校（今新化國小），[26] 1921年再轉給新化郡新化街。當地耆老指出，今新化區公所、圖書館及後方停車場均為原公學校之地，區公所及圖書館則是當時的校長宿舍及游泳池。[27]公會堂鄰近區域，除新化公學校外，今民生路為臺糖運送蔗糖之火車鐵軌，今果菜市場則為牛墟，早於1901年即已開設，[28]每逢交易時間，都相當熱鬧。

臺南市文化局進行勘查時，屋頂主樑仍高掛建屋時的「棟扎」，上有「四柱尊奉祭祀神代永盛棟」字樣。[29]至於「棟札」上列出的工事建設相關人士，則可分為兩組。工事建設委員長平良加、工事建設副委員長丸山善作、工事建（泐）佐伯長一、工事設計小野寺豐吉等均為新化郡役所官員，[30]證明此公會堂層級為郡級。其餘工事負責人桐原為安、大工頭梁森川助三郎、大工副頭梁西崎勝造、鐵工頭茅野秀教、左官頭黃狗熊等則是施工人員。至此，則新化公會堂的變遷，已相當明朗。第1代新化公會堂為街庄層級，位於第1代新化街役場2樓。第2代新化公會堂為郡級，位於現址，但土地屬於新化街所有。

表4 新化郡公會堂工事建設相關人士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而成

1937年2月16日完工後的新化郡公會堂，因鄰近公學校，經常作為畢業照的拍攝地點。此外，該建築亦作為集會場所與舉辦婚喪喜慶及藝文活動之處。[31]

如前述第1代公會堂就有許多民間團體集會的記錄，第2代公會堂除新化郡製果會社（1942）等集會活動外，亦有民眾租用作為舉辦婚禮的場地。如梁○元與許○菊就於1939年在公會堂前拍攝結婚紀念照。[32]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日本國內「國民精神總動員」而展開皇民化運動，其內容除承繼先前之社會教化運動，也包括加強日語常用運動、參拜神社、推行日本生活樣式等。[33]導致各地公會堂沾染政治控制色彩，成為政治教化的場域。[34]印證於新化公會堂，1937年之後確實出現了皇民學校、皇民奉公會、壯丁團、青年團等的集會活動。

四、戰後的新化公會堂及周遭變化

戰後，國民政府宣布全省公會堂一律改稱「中山堂」，新化公會堂因而改名，仍為民眾舉辦婚喪喜慶、集會、藝文活動之場所。但因鄰近的新化國民學校（今新化國小）、新化初級中學（今新化國中）缺乏禮堂，所以學校的重大活動及畢業典禮，都會在此舉行。1949年國府播遷來臺，由於大批軍隊無處可住，就借住在學校與公共場所。新化國小、國中校舍則為裝甲部隊借用，導致許多學童每天要徒步兩公里到其它地方上課，而公會堂更成為軍隊眷屬暫住之處，多以低階軍官為主。隨後，又有一批工兵部隊佔用公會堂後方之地（今停車場），此處原為菜園，工兵部隊在此蓋營舍並駐紮於此。[35]新化中山堂在軍眷離開後，仍有活動在此舉辦，且使用者不僅是新化鎮鎮民，因其前身為新化郡公會堂，原新化郡下9鄉鎮亦多利用此地集會。[36]

戰後，臺灣各地地公會堂，有許多都被中國國民黨民眾服務站借用，[37]新化公會堂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新化民眾服務站（國民黨新化地方黨部：臺南縣第31區黨部），成立於1953年，原址位於中正路466號，是日治時期的輕便車車車庫。1955年改稱新化民眾服務站，仍於舊址辦公。[38]後因屋舍狹小，經新化鎮政治綜合小組決議，計劃在原址重建，1樓出租，2、3樓作為辦公廳及會議室。但經過當時民眾服務站主任張守誠及鎮長王教本討論，認為中山堂乏人使用，且有會議室空間，不如遷往中山堂。[39]

只是，中山堂需有經費重新整理，於是約1963年時，鎮長王教本透過當時省議員梁許春菊爭取經費，由鎮公所設計，增建中山堂前方之二層樓建築，後方仍維持原貌。同時增建之工程還有鎮公所之禮堂（現已拆除）。[40]此工程1967年完工，民眾服務站遂遷移至此，1樓為辦公室及小型會議室，2樓為活動場所，多為柔道訓練與土風舞練習，後因場地不敷使用，又於1967年至1991年間增建3樓，同樣作為舉辦活動的空間。[41] 除了增建三樓外，左側尚增建服務站主任宿舍（現已拆除）。

民眾服務站遷至中山堂後，產權並非中國國民黨所有，陳天河主任期間，曾希望透過代表會售予中國國民黨，但此案並未通過。[42]民眾服務站初至中山堂時，未付租金，直到張三松先生於1986年5月出任財政課長後，才開始繳交。每年50幾萬的租金，挹注了新化鎮公所之財務，[43]而民眾服務站目前仍租用此地。

中山堂周遭，戰後亦出現轉變，陸續興建了新化高中、臺灣自來水公司新化服務所、果菜市場、圖書館與新化區公所，使中山堂一帶搖身變為新化鎮行政中心。今新化區公所原為新化國小校長、教職員宿舍與游泳池。新化國小先屬公所管轄，後收歸縣府時，公所並未將中山堂周遭土地一併移交，這就是1996年鎮公所（今新化區公所）能落成於此的原因之一。[44]

新化中山堂由中國國民黨黨部使用後，黨部重要會議均在此舉行，也出借給鎮內居民使用，但因建物使用多年，漸有損壞之處，於陳天河擔任服務站主任時，因瓦片會漏水，曾重新修繕。[45]但後續使用多年，並未注意維護，且靠近自來水公司處，原有一株百年榕樹，[46]民眾又在此樹旁經營小吃攤，均使建物維護不易，甚至民眾傳言為危樓，故希望政府能加以重新整修。[47]

隨著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的風潮，新化在地有心人士開始重新發掘並保護歷史建物，也獲得民眾及公所的支持，陸續有新化老街、街役場、武德殿的成功保存，居民也重新以「公會堂」稱呼此建物。新化公會堂之歷史價值，在大家努力下，逐漸浮現，並討論如何活化，後於2008年6月10日指定為歷史建築，一度也曾規劃作為遊客服務中心，[48]希望未來能讓公會堂風華再現。

五、結論

日人治台時期，各種新式社交活動逐步引進臺灣，但缺乏公共空間進行集會或休閒健身之場所，於是於臺灣各地興築公會堂。新化公會堂則因應街役場的搬遷與新化躍昇鄰近9大街庄之核心，而出現了兩代公會堂。

第1代公會堂為「新化街公會堂」，位於第1代街役場（俗稱「杉仔厝」）2樓，1927至1933年間，各種集會活動頻繁。但隨著街役場的遷移而消失。第2代公會堂為「新化郡公會堂」，建於1937年2月16日，原為新化公學校用地。落成以後，不但是鄰近9街庄民間團體集會、民眾舉行婚禮之地，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也成為皇民學校、皇民奉公會、壯丁團、青年團等的集會場域。

戰後初期，「新化郡公會堂」更名為中山堂，曾為裝甲部隊借用，作為低階軍官眷屬住處。1963年後陸續增建二樓與三樓，公會堂原始樣貌遂逐漸隱藏於現代化外觀之下。1967年，中國國民黨新化民眾服務站遷移至此，使用至今。2008年6月10日由於其歷史與建築價值，由臺南市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於是辦理調查與修復計畫。期待未來能加以活化利用，並結合週遭之景物，再造公會堂川流熙攘之榮景。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日治以前

《二嶺街重建觀音亭捐緣碑》(現存新化觀音亭)。

尹士俍，《臺灣志略》(臺北：遠源，2004)。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

佚名，《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誌(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

陳漢光、賴永祥編，〈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北臺古輿圖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2002)。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臺灣總督府總務局地方課編，《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臺北：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1943）。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藍鼎元，《東征集》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二)日治以後

新化公會堂棟札(現存臺南市文化局)。

新化郡役所編，《新化郡概況(昭和四年版)》(臺北：成文，1983重印)。

新化郡役所編，《新化郡概況(昭和九年版)》(臺南：頃安開進堂，1935)。

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2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37)。

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4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39)。

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5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40)。

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7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42)。

臺南州政府，《臺南州厚生事業要覽》(臺南：臺南州政府，1944)。

二、口述

前保西國小鍾騰校長訪談錄(未出版)。

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訪談錄(未出版)。

前聯合報記者曾柏榮訪談錄(未出版)。

新化文史工作室康文榮先生訪談錄(未出版)。

新化民眾服務社施利茂主任訪談錄(未出版)。

三、專書、調查報告

王育才，〈西元1970年代前臺灣公共集會型建築之調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建築設計學程碩士論文，1999年）。

杜正宇、吳建昇等，《新化鎮志》(新化：新化鎮公所，2005)，頁231。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公會堂(含吳園)」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陳信安，〈日治時期的新化武德殿，新化楊逵文物館〉，《臺灣日治時期建築》授課資料(作者自編，未出版)

陳信安等，《臺南縣歷史建築新化武德殿調查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2008)

黃俊銘等，《新竹公會堂修復、再利用及管理維護計畫》（新竹：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2011年）。

曹婷婷，《大臺南市文化資產特展圖錄──原臺南農校日式宿舍群》(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2011)。

張淑君等，《彰化縣縣定古蹟鹿港公會堂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9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地名辭書：臺南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四、期刊論文

石萬壽，〈明鄭時期臺灣漢人的墾殖〉，《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90)。

杜正宇，〈真相與想像之間：論美國貝茜羅斯故居的歷史保存〉，《成大歷史學報》，第42期(2012年6月)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第3期(2007年12月)。

林美惠，〈新化市街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柯勝釗，《日治時期臺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臺南公會堂為例》(臺南：臺南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02－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臺灣史研究》，3卷2期（1996）。

五、報導

〈新化民服社續約無礙公會堂整修〉，《中華日報》(2012年12月20日)。

〈新化公會堂 先修天花板〉，《中華日報》(2011年11月24日)。

〈新化公會堂將成遊客服務中心〉，《中華日報》(2008年8月26日)

〈新化公會堂是危樓？誤傳啦！〉，《聯合報》(2006年12月5日C2版)。

〈新化公會堂  百年老榕沒救了〉，《聯合報》(2006年11月28日C2版)。

六、網站

「新化國小校史沿革」：163.26.179.8/~wpmu05/wpmu/shintroduce/。

「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03。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七、外文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trans. Jay Miskowiec, Diacritics, Vol.16, No.1(1986).

[1]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trans. Jay Miskowiec, Diacritics, Vol.16, No.1(1986); 杜正宇，〈真相與想像之間：論美國貝茜羅斯故居的歷史保存〉，《成大歷史學報》，第42期（2012年6月），頁23、34。

[2] 新化地區在文獻之中，最初是以大目降為名，如陳漢光、賴永祥編之〈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收入《北臺古輿圖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就載為「大目降民社」；不過，在清初以後就逐漸出現大穆降之名，如康熙末年載記朱一貴事件的藍鼎元，《東征集》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就記載為「大穆降」，故在清代大抵都有混用的情況，一直到清末仍然如此，如光緒年間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載「大目降」，光緒二年《二嶺街重建觀音亭捐緣碑》（現存新化觀音亭）則載為「大穆降」。自日治以後，日人初期官方文書以「大穆降」為主，不過自1897年「大目降辨務署」設置以後，就都以「大目降」為主，然而也都有混用的情況。

[3] 該社合併自新港社旁的Teopan、Tatenpoan及Tibolegan三小社。

[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2002)，頁516-517；江樹生譯，《熱蘭遮

城日誌(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258之1644年4月15日條載：部分大目降社、

目加溜灣社人違反禁令，離開新港社、去到那裡居住，之後又被迫回到新港社。

[5]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誌(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1970年)，頁180。

[6] 陳漢光、賴永祥編，〈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北臺古輿圖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

員會，1957年)，頁5。

[7] 尹士俍，《臺灣志略》(臺北：遠源，2004)，頁44。

[8] 石萬壽，〈明鄭時期臺灣漢人的墾殖〉，《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

功大學歷史學系，1990)，頁178-181。

[9] 其駐地所在俗稱「大目降營盤」，約在今新化圓環附近。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207。

[10]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9-12。

[11] 臺灣總督府利用大、小字之制度，將地籍（番地）與戶籍（番地）合為一體，使之具備獨立

的地籍及戶籍條件，結合地籍編號番地及戶籍編號番地為基礎，一直延用至1945年，甚至戰後，

國民政府亦一度延用此一制度，將大小字，改制為地段、小段之制度。

[12] 1940年善化庄又升格為善化街。

[1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地名辭書：臺南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519。

[14]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02－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3卷2期（1996），頁98-99。

[15]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第3期(2007年12月)，頁76-88。

[16]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第3期(2007年12月)，頁77-80。

[17] 黃俊銘計畫主持，《新竹公會堂修復、再利用及管理維護計畫》（新竹：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2011年），頁2-14。

[18]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公會堂(含吳園)」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頁2-14、2-15。

[19] 王育才，〈西元1970年代前臺灣公共集會型建築之調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建築設計學程碩士論文，1999年），頁117-120。

[20] 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2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37)，頁89、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4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39)，頁59、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5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40)，頁165、臺南州政府，《臺南州社會事業要覽 昭和17年》(臺南：臺南州政府，1942)，頁67、臺南州政府，《臺南州厚生事業要覽》(臺南：臺南州政府，1944)，頁49，收錄於永岡正己，《植民地社会事業関係資料集  臺灣編43》（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会，2001）。

[21] 林美惠，〈新化市街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101。

[22] 新化文史工作室康文榮先生口述。

[23] 新化郡役所編，《新化郡概況(昭和四年版)》(臺北：成文，1983重印)，頁17、新化郡役所編，《新化郡概況(昭和九年版)》(臺南：頃安開進堂，1935)，頁33。

[24] 陳信安主持，《臺南縣歷史建築新化武德殿調查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2008)，頁2-31；陳信安，〈日治時期的新化武德殿，新化楊逵文物館〉，《臺灣日治時期建築》授課資料(作者自編，未出版)；林美惠，〈新化市街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101-102；新化文史工作室康文榮先生口述。

[25] 陳信安主持，《臺南縣歷史建築新化武德殿調查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2008)，頁2-35-2-42；陳信安，〈日治時期的新化武德殿，新化楊逵文物館〉，《臺灣日治時期建築》授課資料(作者自編，未出版)。

[26] 新化公學校於昭和16年(1940)4月1日改名為新化北國民學校。參見「新化國小校史沿革」：163.26.179.8/~wpmu05/wpmu/shintroduce/(2013年6月5日)。

[27] 新化民眾服務社施利茂主任口述(2013年7月5日)及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張三松口述(2013年6月21日)。

[28] 林美惠，〈新化市街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105-106。

[29] 蔡青容，〈新化公會堂 先修天花板〉，《中華日報》(2011年11月24日)。

[30] 平良加、丸山善作、佐伯長一、小野寺豐吉等人，均為當時新化郡役所官員。參見中研院臺史所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2013年8月20日)。

[31] 曹婷婷，《大臺南市文化資產特展圖錄──原臺南農校日式宿舍群》(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2011)，頁225。

[32] 此照片由新化文史工作室康文榮先生收藏。

[33]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臺灣大百科全書》(臺北：文化部，2009)：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03。

[34] 柯勝釗，《日治時期臺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臺南公會堂為例》(臺南：南師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72-80。

[35] 以上為前保西國小鍾騰校口述(2013年7月5日)。

[36] 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張三松口述(2013年6月21日)。

[37] 張淑君主持，《彰化縣縣定古蹟鹿港公會堂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9年），頁2-7。

[38] 杜正宇、吳建昇等，《新化鎮志》(新化：新化鎮公所，2005)，頁231。

[39] 前聯合報記者曾柏榮口述(2013年7月5日)。

[40] 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張三松口述(2013年6月21日)。

[41] 前聯合報記者曾柏榮口述(2013年7月5日)。

[42] 前聯合報記者曾柏榮口述(2013年7月5日)。但根據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張三松表示，該提案未曾提出。

[43] 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張三松口述(2013年6月21日)。

[44] 前新化鎮公所財政課長張三松口述(2013年6月21日)；林美惠，〈新化市街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195-197。

[45] 前聯合報記者曾柏榮口述(2013年7月5日)。

[46] 該榕樹後因染褐根菌，現已不存。見吳淑玲，〈新化公會堂  百年老榕沒救了〉，《聯合報》(2006年11月28日C2版)。

[47]〈新化公會堂是危樓？誤傳啦！〉，《聯合報》(2006年12月5日C2版)。

[48] 林孟婷，〈新化公會堂　將成遊客服務中心〉，《自由時報》(2008年8月26日)。

本文刊登於臺南文獻第四輯（2013.12），頁122-138。

本文作者：

王御風，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杜正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