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之分合:以楊金虎為中心

二二八事件為戰後臺灣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其對戰後臺灣政治、社會、文教發展影響甚鉅。有關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政治上的影響,一般研究皆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除許多臺籍政治菁英在事件中喪生,其餘曾經歷、目睹事件發生後慘劇者,在當年肅殺的政治氛圍下,至使眾多臺籍菁英對政治也心灰意冷、退出政壇,因而造成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嚴重斷層。

二二八事件對臺灣政治發展確有重大影響,但從近年來的研究也慢慢指出,二二八事件前,其實臺籍社會領導階層就已出現各種分合。以高雄市為例,日治時期中後期,楊金虎、林迦、郭國基、黃慶雲等商人、醫生便匯聚鹽埕,臺籍社會領導階層彼此合作交流。

日本戰敗後日人離臺,形成戰後初期的政治真空,這些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為了彌補真空,展開分合,二二八事件是戰後第二次的重組。從楊金虎的例子,可以清晰看見,而這段時期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的分合。本文就以高雄市前市長楊金虎為切入點,探討日治時期晚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

 

前言

戰後高雄市政治發展,二二八事件是個重要轉折點,不僅許多剛崛起的政治新星因此隕落,也有許多在日治時期與臺灣總督府對抗,心懷祖國的政治人物,轉與國府對抗,成為日後「黨外運動」的重要基石。最著名者為楊金虎與郭國基,兩人均於日治時期加入臺灣民眾黨,並攜手合作,對抗日本政府,但戰後初期卻互相抨擊。二二八事件後,又一起走上黨外之路,當選重要公職,楊金虎曾任國大代表及高雄市長,郭國基則曾任省議員。

楊金虎在戰後,除了郭國基,也跟黃賜、林迦有相同紛爭,但黃賜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過世。林迦則是楊金虎來到高雄的主要推手,且在二二八事件中為楊金虎作保出獄,但戰後不論在三信的經營權或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楊金虎均與林迦家族有所競爭,也引起林迦不快。

從楊金虎與這些台籍社會領導階層交往過程,可以看到高雄台籍社會領導階層從日治中後期到戰後初期,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網絡極具變化。

關於二二八事件對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產生的影響,論述頗多。如鄭志敏教授曾以高屏地區醫師階層及高雄市參議員為主討論,[1]筆者也同樣探討過高雄市參議員與社會領導階層之關係,[2]但兩文均以大面向來觀察,而非以個人經歷來觀察整體歷史變遷。

楊金虎是高雄政治發展上極為重要人物,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台籍領導階層的變化,也極具關鍵。但可惜以往並未有人針對楊金虎專門討論,故本文希望能以楊金虎做為切入點,觀察日治時期中後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台籍社會領導階層之演變。

 

壹、日治時期鹽埕臺籍社會領導階層政商網絡的建立

楊金虎出生於臺南州新豐郡歸仁庒八甲655番地,為歸仁望族之後,父名楊眼,字仁和,應為楊金虎開設之仁和醫院名稱之由來。生有三男,長男名澎湖字金龍,曾擔任保正壯丁團團長、歸仁區長。次男名清潭字秋澄,曾投考新樓醫院學習西醫,並曾擔任書記、中洲區長,後繼兄長擔任歸仁庄(區)長,台南州參事等職。[3]

圖1 楊金虎(日治時期拍攝)

資料來源:〈楊金虎市長照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6.002.008。

楊金虎先後畢業於關廟公學校、台南實業學校,大正9年(1920)再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總督府醫專,先到紅十字會臺灣支部醫院及台南病院實地見學,累積不少經驗後,獨自於岡山郡湖內庄開設醫院,後與其二哥共同回家鄉歸仁開設「仁和醫院」,但後來因操勞過度,突發急性肺炎,住進台南庄司病院開刀治療將近二個月,出院後因停業過久,診所生意不佳,恰好關廟公醫川崎俊雄欲離職,遂於大正12年(1923)轉赴關廟擔任公醫。[4]

楊金虎在關廟時期,也被選為關廟庄協議會員,開啟其政治生涯。但川崎俊雄就任公醫時間頗長,信用堅固,[5]其辭職後在關廟開業,病人仍多找川崎醫治,楊金虎生意不佳,且其次男在關廟出生後40日即夭折,使得楊金虎萌生去意。剛好有高雄州生果組合的中國滿鮮視察團,楊金虎隨之考察,並趁此機會待在日本就讀醫科大學專門部,取得醫專畢業文憑。

楊金虎此行結識高雄著名商人林迦,在其邀請下,昭和元年(1926)回台後,即辭去公醫至高雄,5月1日租下林迦與黃慶雲在新興街之店鋪開業,[6]當時高雄的西醫僅有李炳森及莊媽江兩位,楊金虎的仁和醫院生意頗為興隆,在昭和6年(1927)楊金虎將醫院遷往高雄市鹽埕町四丁目16番地(今鹽埕區瀨南街),此為新築三層樓高洋樓建築、病房一棟,同時設立產婆講習所。為服務清貧之病患,特別設立免費產室、貧民治療部,若貧苦病患看診可享醫藥費減半或免收費用,[7]頗獲民眾好評。

圖2 楊金虎位於鹽埕町二ノ二十的仁和醫院

資料來源:木谷佐一,〈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東京交通社,1929)。

圖3 林迦
資料來源: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台北市: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209。

林迦,字「西迦」,生於清光緒14年(1888),鹽埕人,自其曾祖父一代(林後)便定居鳳山縣大竹里鹽埕庄,世代以曬鹽、養魚為業。林迦的父親為林界、母親為張英,二人育有林學(長子)、林賞(次子)、林查(長女)、林迦(三子)、林阿娘(次女)等3男2女,林迦在家中排行第四。楊金虎來到高雄後,自言受到林迦、黃慶雲、黃德銘、黃自新、洪槌等人的協助,洪槌為其姊姊的義妹夫,[8]黃慶雲及黃德銘則為鹽埕當地富商,且以力邀他來高雄的林迦為中心,形成一個商業網絡,最有名就是「高雄興業信用組合」,也就是戰後的「第三信用合作社」。

林界與鹽埕的關係深厚,致力於鹽田的開發。明治29年(1896)瀨南鹽場鹽倉失火時,林界曾偕同蔣吉、胡朝清等鹽田業者,向日人取得販售所存官鹽許可。明治34年(1902)為從事打狗地區鹽業的改良與促進,成立「打狗鹽業協會」作為政府的諮詢機關,負責反映鹽民之意見,建構雙邊對話橋梁,林界由打狗地區的鹽業者推舉擔任會長。[9]因此,或許是在上述基礎之上與官方及民間皆有良好互動,林界亦曾任鹽埕埔保正。[10]

據林界的背景推測,林迦幼年家境應該不差,明治31年(1898)林迦自打狗公學校畢業後,又繼續進入書房深造漢文。明治43年(1910)為振興貿易公司代表人;[11]大正6年(1917)林迦與兄長林學合夥,於鹽埕町二丁目20番地經營「茂源」商店,從事日用雜貨的販賣。[12]

林迦事業版圖的開展,可說奠基於土地開發業。林迦曾數度遊歷日本各地,發覺橫濱、神戶等港口鄰近之處皆是寸土寸金,自此眼界大開,因而趁著高雄港築港工程進行同時,開始進行土地收購、開發。林迦曾向旗後的王欽參購入西子灣荒地8甲餘,並著手整地,之後以高價售予日人安岡卯太郎,1920年間打狗地區土地飆漲,西子灣因地形面山臨海為遊覽勝地,配合當時隧道闢建計畫,成為土地開發熱點。[13]

以西子灣之土地買賣獲利為基礎,林迦陸續以低價購買頭前港東岸河灘、前鎮、戲獅甲、苓雅寮、大港埔等處荒地,並看準鹽埕埔極具發展性,於今大仁路、建國路一帶購地興建樓房,[14]而這些荒地皆在日人築港後,成為黃金地段,林迦遂以此累積巨富,故照史在其著作中稱林迦為「打狗拓荒者」。[15]

林迦以地產累積資本,並跨足金融業,根據昭和4年(1929)出版的《高雄州商工人名錄》,林迦於鹽埕町五丁目62番地經營「金家」進行金融信貸。[16]之後於大正11年(1922)至大正14年(1925)間擔任「高砂信用組合」理事,並於昭和元年(1926)接手「中洲庄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組合」,將其改組為「高雄興業信用組合」。

林迦會跨足金融產業,與其姻親黃慶雲有關。黃慶雲,澎湖人,日治時期大批移民渡海來到旗津,黃慶雲也是其中之一,在旗後碼頭闖出名聲後來到鹽埕,為林脫的女婿,林脫為林迦之叔,黃慶雲即為林迦的從姐夫。[17]黃慶雲澎湖老家原本似國術館,有漢藥底子,遂在市場擺攤抓藥治病。逐漸累積財富,至中國購買漢藥,辦理漢藥進口,並於北野町一丁目9番地開設慶雲質店(當鋪)。[18]

大正2年(1913)產業組合法通過後,高雄陸續出現數個信用組合,同年(1913年)成立的「高雄信用組合」(當時稱為「打狗信用組合」)為日人經營,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戰後成為「第一信用合作社」;次年(1914年)的「高砂信用組合」由旗後台商葉宗祺主持,也經營有聲有色,戰後成為「第二信用合作社」。

唯一經營較遜色是大正6年(1917)的「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此為中洲地區(今旗津中洲)漁民所經營,做為資金調度之金融機關,[19]在不景氣的1920年代,加上台灣總督府連續頒佈「水產會法施行規則」及「台灣漁業組合規則」,嚴禁漁業團體經營營利事業,使其雪上加霜,股本由10元貶至1元尚無人問津,後於大正13年(1924)實施首次改組,依舊欲振乏力。

由於黃慶雲大正12年(1923)即在「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擔任監事,中洲在日治時期就與鹽埕緊密相通,[20]當時鹽埕都是漁民,透過竹筏就可到達中洲,因此鹽埕民眾多半加入「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但理監事均由中洲居民擔任,鹽埕居民並無發言權。[21]於是與林迦合作,由林迦出面,在昭和元年(1926)再度改組,更名為「高雄興業信用組合」,並遷至鹽埕埔,由鹽埕的林迦、黃慶雲、馮課、黃德勝、黃盤銘,與旗後的葉棗、李水、蔡智成、王天賞、董石福等人一同選任理監事,10名理監事名額由鹽埕、旗後各選5人擔任,[22]並由鹽埕人黃德勝出任組合長,黃德勝雖力圖振興,然成效不佳,因而黯然下台。

昭和2年(1927)再度改組,由黃慶雲出任組合長、馮課任常務理事。[23]林迦邀集三位著名的醫師:楊金虎、莊媽江、李炳森,以及各部落富商:黃德明、黃盤明(鹽埕埔)、李朝魁(林德官)、朱清琳(前鎮)、胡知頭、楊春安(鹽埕)出任理監事,[24]並決議新任總監事每員存入定期存款一千圓,計一萬圓,以此穩定組合資金,1920年代警察的月俸為18圓,到日本結束統治的1945年小學校的女教師薪水也才50圓,可見當時的一千圓已屬鉅額。[25]信用組合自此漸入佳境,也跳脫該信用合作社為旗津中洲或鹽埕的地域印象。

昭和11年(1936)輔佐黃慶雲組合長有功的常務理事馮課因病請辭,林迦遂接任其職,隔年(1937年)林迦長子林瓊瑤當選常務理事,昭和13年(1938)黃慶雲病逝於組合長任內,隨即由常務理事林瓊瑤代行組合長職務。[26]

林瓊瑤跟黃慶雲家族也頗有淵源,林迦當年託付在名古屋帝大學醫的黃朝枝(黃慶雲長子),將林瓊瑤帶去日本,林瓊瑤於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畢業後返台,林迦本打算讓林瓊瑤進入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服務,然當時在黃慶雲的偏愛及勸說之下,林瓊瑤乃至高雄興業信用組合服務;[27]一直到林瓊瑤當選為高雄興業信用組合的常務理事之後,林迦便於高雄興業信用組合引退,專心處理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事務。[28]

林迦後期重心所在的「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創設於昭和12年(1937),除林迦外,尚有駱榮金、黃慶雲、張武、蔡天凰、董古錐、王木、易金枝、林塗盛、商霖等哈瑪星、鹽埕聞人,設址於鹽埕五丁目,由林迦出任組合長,黃慶雲為理事之一。[29]這兩個組合,可說是以林迦為中心,聚集了以鹽埕為主的名人,其中經常與其合作的黃慶雲、駱榮金、胡知頭,加上蔡媽基,更被人稱為「鹽埕五虎」,[30]楊金虎不僅與這些人相當熟悉,也曾擔任興業組合的理事。

貳、楊金虎在日治時期的政治活動

楊金虎搬來高雄後,不僅在醫師本業獲得肯定,並與鹽埕政商交好,更展現其對政治的興趣。

大正10年(1921),臺灣文化協會成立,這是爭取臺灣人權益的主要組織。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高雄主要以任職於臺灣倉庫株式會社的楊振福及工會主席黃賜為主,楊金虎來高雄後,楊振福就常與楊金虎接觸,後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出臺灣民眾黨,楊金虎與楊振福、黃賜其另兩位醫師:李炳森、莊媽江均加入臺灣民眾黨,黃賜則被推選為高雄的主任委員。民眾黨還有另一名著名成員:郭國基,黃賜與郭國基均在戰後初期與楊金虎有一番熱烈爭論。

除了加入臺灣民眾黨,楊金虎還參與了日治時期的兩次選舉,並且都高票當選,可見其對政治的興趣。

日治時期的臺灣各地議會,議員原本都是官派,在昭和10年(1935),臺灣總督府將其改為官派、民選各半,此為臺灣首次選舉。高雄市會議員名額定為28人,故民選、官派各14名。於昭和10年(1935)11月22日進行投票,開票結果,民選的14席中,台籍當選5席,日籍當選9席,分別為楊金虎、陳光亮、潘財源、駱榮金、陳天道、柏原武夫、高木拾郎、川口長助、池尻重雄、田中泰作、真砂由次郎、中村秀、中島文雄、川野福太郎。[31]

台籍5席中,陳天道後來因賄選取消資格,故僅剩下4席,均為首次擔任議員,分別來自旗津兩大家族(陳光亮、潘財源)及兩位鹽埕醫師(楊金虎、駱榮金),而楊金虎又力壓群雄,為台籍第一高票當選,可見其實力。

昭和14年(1939)第二屆高雄市會的選舉,楊金虎繼續參選,也如願連任。此次高雄市因人口增加,民選席次增為16席,台籍則包辦增加的2席,從上次當選的5席增為7席,除楊金虎外,潘財源、陳光亮同樣連任,僅駱榮金未連任,新增了王天賞、蔡崇禮、陳騰雲、林塗盛。

日治時期晚期,臺灣總督府對高雄台籍政治菁英,一是推動「皇民化運動」,強迫其對日本政府交心,另一則將不聽話者以捕風捉影方式,製造冤獄,則是「高雄州特高事件」。

「高雄州特高事件」為大戰期間日本特高警察在高雄州鳳山、東港、旗山、旗後四個地區,所製造的冤獄,這四地許多台籍菁英被逮捕,甚至冤死獄中,如台南開業律師歐清石、首位在高雄執業的律師莊媽江、旗後仕紳王天賞、潘致祥等人均遭逮捕。[32]

在高雄特高警察四處監視並羅織罪名下,也使得台籍政治菁英個個人心惶惶,楊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及,自己原被列為被捕名單,後因答應出任「皇民奉公會」高雄州支部生活部長才免於入獄:

…及遭中日事變而大東亞戰爭續發,日本政府欲挽回民心起見,須要用吾輩作看板(招牌),網羅全島社會運動同志任命皇民奉公會幹部,如林獻堂先生、杜聰明先生、林茂生先生、蔡式穀先生、黃朝清先生、林呈祿先生,等或充作動員部長,或命為生活部長,或為其他幹部之職,豈出本意耶,鄙人受命為本高雄州第二代生活部長實如青天霹靂之感,何謂呢?蓋因原來是一個被監視人物,一朝負此重任,豈是自然嗎?況當時到處正在檢舉台灣冤獄事件,吾輩同志多被扣留於獄中,連吾人出診之時,常受日憲隨後臨檢,可謂戰戰兢兢、人心不安之秋,雖被不自然之任命,亦不得不維命是從,引為光榮…[33]

無論如何,楊金虎在日治時期末期加入皇民奉公會,可說是日治時期台籍政治菁英避免入獄的選擇,但這項選擇在戰後付出代價,並導致其與郭國基之間的紛爭。

參、楊金虎與郭國基、黃賜

昭和20年(1945)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因為日人遭遣返,外省籍接收人士也是以市府各機關及公營高層為主,社會領導階層則以台人為主,在此情形下,台人也一吐在日治時期被壓抑的政治、經濟怨氣,勇於參選或從商,與新政權積極往來,建構新的政商網絡。楊金虎也與以往日治時期合作者一改以往的和諧關係,彼此競逐,其中與郭國基、黃賜、林迦最為激烈。

在「高雄州特高事件」中,原籍東港的郭國基,其妹婿張明色、堂兄郭生章均被逮捕,郭國基為營救兩人,最後卻自己捲入其中,不僅也被捕,更遭指稱裝置無線電指示盟軍轟炸高雄要塞及高雄港,後因同學鳥飼虎雄當時任職於高雄法院檢察官,暗中保護才撿回一命,這也使郭國基在戰後以報仇為訴求,名噪一時。[34]

也因此,國民黨於民國35年(1946)6月1日,在高雄市成立黨務指導員辦事處時,就以郭國基為指導員,當時楊金虎也希望加入國民黨,但被郭國基以其在日治時期末期曾加入「皇民奉公會」,並將孫中山塑像捐給日本人,討日人歡心為由,拒絕其加入國民黨,讓楊金虎憤恨難平,兩人心結,就此種下。[35]

除了郭國基,另一位前民眾黨的黃賜也與楊金虎產生爭執。大戰甫結束,國府決定由連謀來接收高雄時,楊金虎就與其他人先籌組歡迎委員會,但黃賜、郭國基另組新生活促進會,並將楊金虎、陳光燦、何傳、商霖、林塗盛、蔡天鳳、薛丁貴等人列為御用紳士。兩人同時在連謀市長的歡迎會上,攻擊楊金虎。[36]

由於郭國基、黃賜的反日印象頗受民眾支持,郭國基與黃賜均在市參議員選舉中脫穎而出,郭國基還更上層樓當選省參議員,而楊金虎等人被郭國基點名者,均缺席戰後初期的市參議員及省參議員選舉。

戰後首任高雄市長連謀,原本頗受市民期待,但任內市府貪污舞弊傳言不斷,於民國35年(1946)5月18日遭撤換,改以台籍的黃仲圖接任。[37]在新市長的歡迎會中,就有人在外懸掛海報,指「郭國基、林迦、彭清靠、李炳森、黃賜」五人為「前市長一派」。在歡迎大會上,楊金虎更直接表示「一部市參議員,與前市長連謀勾結營商」,此言一出,市參議會特別在會議上認為楊金虎污辱市參議員,要求楊金虎說明。

面對市參議會的質疑,楊金虎表示他未曾說是市參議員,應是市參議會誤會,但市參議會如真要計較,他則指名道姓列出黃賜吞沒國軍慰問金等事件,[38]將其與黃賜爭論擴大,反擊戰後初期所受到的打壓,後黃賜因此移送法院審理,法院認定無罪,但楊金虎與這批日治時期抗日戰友之嫌隙更見擴大,後黃賜於二二八事件中死於市府,楊金虎在其回憶錄中表示:「…尤其好出風頭的黃賜君亦喪了生命,真是可憐。他曾反面不認友誼,極力誹謗余,排擠余,結果一場空,不勝浩嘆之至,聖經記著:『伸冤在乎主』,這句話是真理也。」[39]可見互相之不快。

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兩派均未被政府放過。黃賜在市府中被國軍射殺過世,郭國基當時人在台東,回到台北後,立即面見陳儀要求解除高雄戒嚴令,陳儀答允後,命謝東閔陪同南下,但火車僅到楠梓就無法前進,謝東閔只好北返,郭國基借了一台腳踏車上壽山將手令呈彭孟緝後,發現情勢不對,遂立即躲避,直到事件過後,魏道明擔任省主席時才出面投案入獄。[40]

而楊金虎在彭孟緝鎮壓當日(3月6日)即被逮捕,隔日才被釋放。後來經過月餘再被逮捕入獄,並遭刑求,經過40日的監禁才被釋放。經過二二八事件後,郭國基、楊金虎兩人與國府則漸行漸遠,最後都成為黨外要角,尤其是郭國基出獄後,因憤恨國民黨如此待他,立即退黨,[41]對往後台灣政壇,有一定程度影響。

事隔多年後,民國57年(1968)的縣市長及省議員選舉,楊金虎出馬競選市長,郭國基則挑戰省議員,兩人聯合競選的聲勢相當浩大,於是中央日報就挖出戰後初期兩人的恩怨,郭國基立即在中國晚報刊登聲明,表示「絕無此事」,而中央日報也刊登楊金虎自傳《七十回憶》中楊金虎指責郭國基文章反駁。而根據郭國基兒子郭拔山的回憶,當年選舉曾有人搓合楊金虎與郭國基聯合競選,但楊金虎反應冷淡,甚至最後郭國基競選採用「楊金虎一票、郭國基一票」,也為楊金虎反對而作罷,郭拔山認為這是「道不同不相為謀」。[42]

肆、楊金虎與林迦

戰後楊金虎與日治時期友人立場相左,除了臺灣民眾黨的郭國基、黃賜外,應屬林迦。前已述及,當初楊金虎會來到高雄,主要是林迦的邀請,最早的診所,也位於林迦與黃慶雲合建的住屋。

林迦與黃慶雲主導的興業信用組合,在黃慶雲驟逝後,由日人手貝千代志擔任組合長,戰後日人離台,則由原理事李炳森推派以「代理理事」身份,行使理事長(組合長)的職權,李炳森立即聘請林迦之子林瓊瑤為囑託,[43]熟悉業務,實際上也等於是由林瓊瑤來負責興業組合的業務。

民國35年(1946)8月18日,興業信用組合召開戰後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主要任務就是改選理事及理事長。當時表態要競選理事長的就是楊金虎,根據李炳森的回憶,林瓊瑤一開始認為他不是楊金虎對手,並未想競選理事長,僅想當常務理事,但當時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鼓勵林瓊瑤挑戰楊金虎,[44]於是興業組合的經營權戰爭就此開打。

18日的理事選舉,結果如下:朱再發(十一票)丶張晵囗(八票)、林瓊瑤(七票)、藍日榮(七票)、王石定(七票)、黃朝聰(七票)、楊金虎(六票)、王隆遜(六票)、郭萬枝(五票)。[45]其中郭萬枝與林迦同為五票,原應抽籤決定,但林迦立即聲明讓賢。

由於理事長是由楊金虎與林瓊瑤對決,因此兩派分別開始拉票。其中王石定先生為楊金虎襟弟,林瓊瑤在早稻田的同學,因此王石定聲明他會票投楊金虎,但會幫林瓊瑤拉票。除了王石定外,另一位是黃慶雲的三子黃朝聰,當年林瓊瑤留學日本時,是與黃慶雲諸子一起生活,更與黃朝聰共同就讀名古屋中學,於情於理都應該支持林瓊瑤,但黃朝聰卻表態支持楊金虎,最後郭國基自告奮勇,出面協調,最後由林瓊瑤答應當選後不支薪為交換黃朝聰支持的條件。但開票後林瓊瑤雖然以六票比三票勝出,黃朝聰卻未遵守諾言,將票投給楊金虎,這也使得黃慶雲及林迦兩家族關係不若以往。[46]

楊金虎與林迦家族間的恩怨不僅於此,前述二二八事件時,當楊金虎二度入獄時,據說軍事法庭指定需由陳啟川或林迦出面保釋才願意放人,但陳啟川不肯出面,楊金虎妻只好去找林迦,在林迦協助下,楊金虎終被釋放。

二二八事件後,因中央行憲關係,在民國36年(1947)底舉行第一屆的國民大會及立法委員選舉,由於國大代表為每縣市選出一名,立法委員則以全台為一選區,所以此次選舉以國大代表較為激烈。高雄市的選區最後有楊金虎、林迦及鼓山區區長林澄增出馬。在尚未登記時,林迦風聞楊金虎有意參選,曾拜訪楊金虎,希望能改選立委,但楊金虎拒絕,使林楊間嫌隙更加擴大。[47]兩者競爭更是此次選舉的重頭戲。

選戰開跑後,楊金虎就因其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以「公共危險罪」判刑一年、緩刑三年之關係,被宣布其選舉權無效,引起軒然大波。楊金虎登記後,選舉委員陳桐以其曾被判刑,認定其無法參選,讓楊金虎相當不服,除上訴台灣省及中央相關選舉機構外,更大動作在報章刊登廣告,表示其所依據之「國大代表選舉罷免法第五條」為:中華民國國民未滿二十歲,無後列情事之一者,有選舉權:一、犯刑法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二、曾服公務而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者。三、剝奪公權而未復權者。四、受禁治產之宣告者。五、有精神病者。六、吸用阿片或代用者。而其判刑之罪為「公共危險罪」,並非「內亂外患」,因此其應該有選舉權。[48]

經過台灣省轉中央等層層討論,在選前一天,停止競選活動前一小時,也就是11月20日下午5時,宣布楊金虎具有選舉權。楊金虎士氣大振,趕印傳單四處分送,由於選舉共有三天,因此楊金虎卯足全力宣傳,終於後來居上,以11,838票擊敗林迦的10,445票及林澄增的9,028票,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49]而楊金虎的回憶錄則認為,他在二二八事件的第二次入獄,就是為了此次阻擋他參加此次選舉。[50]這也說明日治時期交情甚篤的林迦及楊金虎,也就彼此越走越遠。

伍、結論: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台籍社會領導階層之變遷

在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台籍政治菁英因此身亡,也有眾多台籍菁英因目睹或親身經歷後,對政治心灰意冷、退出政壇,使得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籍社會領導階層一個很重要的斷層。但近年來的研究也慢慢指出,二二八事件前,其實台籍社會領導階層就已出現各種分合,[51]以高雄市來說,如果以楊金虎為切入點,正可看到從日治時期晚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

日治時期中後期,醫師是台籍社會領導階層變化的關鍵角色,醫師這個新興社會領導階層,通常可以跨越區域,並成為新地區的社會領導階層。以楊金虎為例,其出身台南歸仁,後來應林迦邀請來到高雄,很快就成為鹽埕地區的社會領導階層之一。

而鹽埕地區也從1920年代晚期逐步發展,成為高雄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此地的台籍商人也以林迦為中心,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尤其在林迦、黃慶雲將原來在中洲的「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搬遷至鹽埕成為「興業信用組合」後,這也成為鹽埕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網絡,後期林迦更以此為藍本,打造「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這兩個組合,也就是戰後的「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及「高雄市第四信用合作社」,也就是鹽埕商人的大本營,除了商人外,當時在鹽埕有名望的醫師也介入其中。

台籍醫師除了商業行為,也熱衷於政治行為,不僅是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民眾黨的重要幹部,也積極參與1935年後的議員選舉,像楊金虎兩次都高票當選,自然與工運領袖黃賜、政治領袖郭國基等人有所來往,建構出龐大的社會網絡。

但在戰後日人離開後,台籍社會領導階層也開始出現分裂,如「高雄州特高事件」受害者的郭國基就在戰後指責參與「皇民奉公會」的楊金虎,也不允許楊金虎加入國民黨,郭國基等人則在首次的市參議員選舉中均高票當選。

隨著政府接收的失敗,戰後第一任市長連謀突然被撤換,戰後初期被打壓的楊金虎就指責「郭國基、黃賜、林迦、彭清靠、李炳森」為「前市長一派」,並在「興業信用組合」選舉理事長時與林迦之子林瓊瑤正面對決。這次選舉中,與楊金虎站在同一陣線的僅有黃慶雲之子黃朝聰,而鼓勵林瓊瑤與楊金虎對抗是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代理理事長是則李炳森,協助林瓊瑤與黃朝聰協調的是郭國基,正符合「前市長一派」的組合,在兩派實力懸殊下,楊金虎派失敗。也可看出,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台籍社會領導階層,尤其是舊鹽埕系統者,早已分裂為兩派。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楊金虎依然站在林迦的對立面,只是當年楊金虎因郭國基指責其參與皇民奉公會,民意基礎不佳,如今在二二八事件後,反而獲得民意支持,以被害者身份,一舉擊敗實力堅強的林迦,而與林迦同一陣營的郭國基,則在二二八事件後,脫離國民黨,與楊金虎成為戰後初期黨外的戰將,只是兩人之間的不快,並未完全化解,而郭國基則與林迦仍維持良好關係,[52]可見這些社會領導階層間的分合,也不能完全以黨派來解釋。

換言之,二二八事件對於高雄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確實有其影響,但拉長距離來看,從戰後初期,日人離開後,台籍社會領導階層就為了彌補真空,展開分合,二二八事件是戰後第二次的重組,而這段時期台籍社會領導階層的恩恩怨怨,也對後來高雄的政治、經濟,帶來了變化及影響。

 

 

 

參考書目

一、中文

(一)專書

王御風(2013),《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台北:玉山社。

林曙光(1993),《打狗瑣譚》。高雄:春暉。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1978),《三信六十週年誌》。高雄市: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2008),《高雄三信九十週年誌:輝煌九十》。高雄市: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許雪姬、方惠芳、吳美慧、曾金蘭、丘慧君、林世青、蔡說麗(2015),《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拔山(1977),《郭國基選壇馳騁錄》。高雄市 : 大舞台書苑。

陳翠蓮(2003),《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

楊金虎(1990),《七十回憶(上)》,收於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二輯》。台北:龍文。

照史(1983),《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高雄市 : 春暉。

陳柔縉(2009),《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台北:時報出版。

(二)期刊論文

王御風(2006),〈連謀主政下之高雄市(1945.11-1946.5)〉,《高市文獻》19(4),頁36-57。

吳榮發(2006),〈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1941-1945〉,《高市文獻》19(3),頁1-33。

鄭志敏(2006),〈日治時期高雄地區臺籍醫師的政治與社會參與(1920-1945)〉,《高市文獻》19(1),頁13-56。

鄭志敏(2009),〈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高市文獻》22(1),頁37-68。

(三)報紙

〈高雄市黃參議員 吞沒國軍慰問金案 楊金虎氏提出答辯〉(1946年6月27日),《民報》,第2版。

〈高雄信業信組舉行總代會〉(1946年8月21日),《民報》,第2版。

〈候選人楊金虎 身份發生問題 惟渠仍作競選問題〉(1947年11月17日),《中華日報》,第3版。

二、日文

(一)專書

《高雄州下官民職員錄》(1937)。高雄:高雄二イタ力社。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10)》。台北:臺灣日日新報。

中山馨、片山清夫(1985),《躍進高雄の全貌》。臺北市 : 成文。

杉浦和作(1929),《高雄州商工人名錄》。台北:台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

柯萬榮(1931),《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臺灣人士鑑》。台北市: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二)報紙

〈打狗鹽業協會の設置〉(1902年2月28日),《台灣日日新報》,第2版。

〈打狗土地漲價〉(1920年8月24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

〈自治の初議政壇上に光彩を放つ三市選良〉(1935年11月24日),《台灣日日新報》,第5版。

[1] 鄭志敏,〈日治時期高雄地區臺籍醫師的政治與社會參與(1920-1945)〉,《高市文獻》19:1(2006.3),頁13-56。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高市文獻》22:1(2009.3),頁37-68。

[2]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台北:玉山社,2013)。

[3] 楊金虎,《七十回憶(上)》,收於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二輯》(台北:龍文,1990),頁1-2。

[4] 楊金虎,《七十回憶(上)》,頁55-61。

[5] 川崎俊雄從明治43年(1910)就在此地擔任公醫,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10)》(台北:臺灣日日新報),頁334。

[6] 楊金虎,《七十回憶(上)》,頁61-68。

[7] 柯萬榮,《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頁83。

[8] 楊金虎,《七十回憶(上)》,頁68。

[9] 〈打狗鹽業協會の設置〉,《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28日),2版。

[10] 《台灣南部紳士錄》(台南:台南新報,1907),頁539。

[11]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台北市: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209。

[12] 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台北:台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頁28。

[13] 〈打狗土地漲價〉,《台灣日日新報》,1920年8月24日,6版。

[14] 林曙光,《打狗瑣譚》(高雄:春暉,1993),頁107。

[15] 照史,〈打狗拓荒者—林迦〉,《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高雄:春暉,1983),頁22-37。

[16] 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頁30。

[17] 林曙光,〈鹽埕五虎與苓雅寮五虎〉,《打狗瑣譚》,頁249、林迦,〈三信創業流水帳〉,收於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三信六十週年誌》(高雄: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1978),頁32。

[18] 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頁30。

[19]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233。

[20] 林迦,〈三信創業流水帳〉,《三信六十週年誌》,頁31。

[21] 莊媽江,〈興業信用組合的回憶〉,《三信六十週年誌》,頁88-89。

[22]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高雄三信九十週年誌:輝煌九十》(高雄市: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2008),頁31。

[23] 林迦,〈三信創業流水帳〉,《三信六十週年誌》,頁33。

[24] 林曙光,〈高雄合作事業簡史〉,《三信六十週年誌》,頁23。

[25]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台北:時報出版,2009),頁26。

[26] 林迦,〈三信創業流水帳〉,《高雄三信九十週年誌:輝煌九十》,頁32。

[27] 林迦,〈三信創業流水帳〉,《三信六十週年誌》,頁34。

[28] 林迦,〈三信創業流水帳〉,《三信六十週年誌》,頁32。

[29] 《高雄州下官民職員錄》,1937年,頁48。

[30] 林曙光,〈鹽埕五虎與苓雅寮五虎〉,《打狗瑣譚》,頁249。

[31] 〈自治の初議政壇上に光彩を放つ三市選良〉,《台灣日日新報》(1935年11月24日),5版。

[32] 吳榮發,〈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1941-1945〉,《高市文獻》19:3(2006.9),頁1-33。

[33] 楊金虎,《七十回憶》,頁61。

[34] 後高雄特高課長仲井清一戰後遭人偽裝憲兵殺害,一般均直指郭國基主導,見林曙光,〈高雄州下四大冤獄〉,《打狗瑣譚》,頁300-301。

[35] 照史(林曙光),〈民主鬥士—郭國基〉,《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頁30-31。

[36] 楊金虎,《七十回憶》,頁90-91。

[37] 王御風,〈連謀主政下之高雄市(1945.11-1946.5)〉,《高市文獻》19:4(2006.12),頁36-57。

[38] 〈高雄市黃參議員 吞沒國軍慰問金案 楊金虎氏提出答辯〉,《民報》(1946年6月27日),第2版。

[39] 楊金虎,《七十回憶》,頁94。

[40] 照史(林曙光),〈民主鬥士—郭國基〉,《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頁10-11。

[41] 許雪姬、方惠芳、吳美慧、曾金蘭、丘慧君、林世青、蔡說麗,〈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頁59。

[42] 郭拔山,《郭國基選壇馳騁錄》(高雄市:大舞台書苑,1977),頁251-255、287。

[43] 林瓊瑤在1937年,黃慶雲擔任組合長時即已擔任常務理事,接替生病的馮課。但次(1938)年卻倦勤離職,黃慶雲也於當年過世,所以由日人手貝千代志接任。見林曙光,〈高雄合作事業簡史〉,《三信六十週年誌》,頁23。

[44] 李炳森,〈興業信用組合的追憶〉,見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三信六十週年誌》,頁85-86。

[45] 〈高雄信業信組舉行總代會〉,《民報》(1946年8月21日),第2版。

[46] 李炳森,〈興業信用組合的追憶〉,見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三信六十週年誌》,頁86-87。

[47] 照史(林曙光),〈打狗拓荒者—林迦〉,《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頁32-34。

[48] 〈候選人楊金虎 身份發生問題 惟渠仍作競選問題〉,《中華日報》(1947年11月17日),第3版。

[49] 楊金虎,《七十回憶》,頁113-120。

[50] 楊金虎,《七十回憶》,頁97。

[51]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2003),頁239-245。

[52] 郭拔山,《郭國基選壇馳騁錄》(高雄市:大舞台書苑,1977),頁383-387。

 

王御風,〈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之分合:以楊金虎為中心〉,《高雄文獻》73201712月),頁146-165

上 / 下一篇文章

臉書留言

一般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