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援與牛排：以高雄新國際西餐廳家族為例
壹、文獻回顧
根據文獻記載，臺灣早於17世紀就因短暫統治過臺灣的西班牙、荷蘭傳教士而接觸西方飲食，19世紀清末開港後商人與傳教士也透過各種管道，傳入西式飲食，在臺灣的英國、德國、美國洋行也有輸入歐美製造的鮭魚罐頭、沙丁魚罐頭等西方食物。然而臺灣一般民眾得以接觸近代的西方飲食，則要從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才由殖民母國的日本傳入臺灣。
事實上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前，普遍沒有食用牛肉的習慣，而是在明治維新後，為師法西方人，改善劣於歐美人的體格，因此由政府帶頭鼓勵民眾多吃肉，尤其以吃牛肉被視為文明開化的象徵。這樣的西式飲食，為了適應日本傳統飲食，而衍伸出在地化、符合日式口味的特殊和洋融合飲食，即誕生了「洋食」。臺灣在進入日本統治時代後，這樣的西洋料理、洋食也隨之傳入臺灣各地，也是在此時，日本洋食的牛排ビーフステーキ（Beefsteak）傳入臺灣，並從當時臺灣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日記中，可見食用牛排ビーフステーキ的紀載。只是當時臺灣人普遍並不食用牛肉，且這樣的洋食牛排也並不普及，臺灣人接觸牛排這樣的西式餐飲文化，則要隨著戰後與美軍的接觸，才再次普及。
二戰結束後，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1950年代至1960年代間美國對臺灣展開的美援，大量的美援物資輸入臺灣；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臺海中立化」，並指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1955年越戰爆發，臺灣作為美軍在越戰的補給基地，高雄港成為美軍中繼站，並允許美國軍艦停靠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南邊的高雄港三號碼頭。七賢三路成為美國海軍放假上岸時放鬆的區域，臨港的鹽埕區為賺取美軍大兵的錢，因而發展出酒吧、西餐、西裝、各式商品等店舖。
高雄第一批的西餐廳，便是從鹽埕區開始發展，而本文所探討的主要對象「新國際西餐廳」，最早便是起源於1963年（民國52年），由陳家人與在美軍俱樂部工作的廚師合夥開業，後來陳家人分工合作，在鹽埕區經營新國際西餐廳、綠洲西餐廳、澳洲麵包店等西式餐飲店。陳家人早在日本時代便從原鄉臺南移入鹽埕，洞悉時代潮流，把握美軍駐港的商機，拓展西式餐飲事業版圖，可作為日治到戰後臺灣移民到鹽埕的生活寫照。故本文透過與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經營者的訪談，紀錄陳家人從事西餐業的來龍去脈，希望能為高雄西餐在地生根的歷史進程做一註記。
陳家人創立西餐事業與發跡的地點位於高雄市鹽埕區，其歷史背景著述以李文環的《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1] 最為完整，且內文對美軍駐臺如何影響鹽埕當地皆有分析，是本文主要參考著作。另關於美軍對臺之影響的相關論述有劉志偉《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2]、郭彥伯〈尋找吧女：冷戰、美軍、性觀光的歷史初探〉[3]。
由於本文講述新國際西餐廳發展歷程，故而背景上需探討西餐傳入臺灣的過程，翁佳音、曹銘宗的《吃的臺灣史》[4] 即利用各時代歷史文獻，概述臺灣飲食史，內文也就早期臺灣人是否吃牛肉、牛肉如何取得進行討論，與本文探討的西餐主要的主食─牛排有密切關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所傳入的洋食，乃是西式飲食普及臺灣之始，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有郭靜黛的《老派洋食》[5]、青木百合子的《日本的洋食：從洋食解開日本飲食文化之謎》[6]等著作，關於日本洋食的種類與起源，皆有詳盡的介紹。
本文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是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經營者陳萬泓總經理的口述訪談資料，透過陳萬泓總經理的口述資料，讓我們得知家族在鹽埕區發展的經過，以及戰後高雄市第一批西餐廳的發展始末，在此特向陳萬泓總經理致謝，感謝其不厭其煩的接受筆者訪談，並樂於分享家族故事。以期透過這篇簡短的高雄新國際西餐廳發展歷程，能記錄下鹽埕區在美援、美軍駐港時期鹽埕在地西餐業者的拚搏過程，以及這個時代背景下的生活景況。
貳、臺灣人的西餐初體驗：
日治時期的西洋料理店與洋食
臺灣接觸西方飲食最早可追溯自17世紀，當時曾短暫統治過臺灣的西班牙人、荷蘭人，雖在臺灣的時間不長，未留下太多歐洲的飲食文化，但根據文獻記載，西班牙、荷蘭的傳教士在宗教儀式上會使用麵包與葡萄酒，因此當時曾有聘雇住在臺南的華人製作麵包的資料記載。[7] 清末1858年臺灣開港通商後，隨著商人與傳教士來到臺灣，也帶進了西方飲食，如歐美製造的鮭魚罐頭、沙丁魚罐頭等，便透過當時在臺灣的英國、德國、美國洋行，開始輸入臺灣。[8]
臺灣民眾接觸近代的西方飲食，應該是從日本統治臺灣開始，由日本母國傳入臺灣。追溯日本最早接觸的西方飲食，則是源於日本戰國時代。1543年葡萄牙人登陸日本南端的種子島後，在當時日本政治領導人物─織田信長允許下，以日本九州為據點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進行「南蠻貿易」，並開放傳教士進入平戶與長崎兩地進行傳教工作，因此這群傳教士間接帶入了「南蠻料理」包含麵包、紅酒、南瓜、玉米、西瓜、馬鈴薯、辣椒等，[9] 另外還有「南蠻菓子」─カステラ（即臺灣的長崎蛋糕）、金平糖等，[10] 而為了製作這些南蠻料理，日本人開始畜養豬、牛、雞等家畜，以供應南蠻料理製作使用。[11] 直到1587年豐臣秀吉驅逐傳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發佈基督教禁教令，1624年進而與伊比利亞聯盟（西班牙及葡萄牙共主聯邦）斷交，禁止船隻進入；1633年日本開始進行鎖國政策，期間僅開放中國（明國）、荷蘭的船隻能進入長崎進行貿易。
日本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直到1853年美國海軍從江戶灣（今東京灣）登陸，呈交美國總統國書，在其後日本被迫署《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安政條約》，史稱為「黑船事件」，自此結束日本鎖國時代，並陸續開放橫濱、函館、長崎等港口進行通商貿易，[12] 西洋料理遂得以再次進到日本。1863年，曾受雇於長崎出島荷蘭館的草野丈吉，在長崎創立日本第一家的西洋料理店「良林亭」（後改名自由亭）。[13]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向西方國家吸取新知，急速在國內進行西洋近現代化政策，其中福澤諭吉在1875年發表的《文明論之概略》中就指出，為改善劣於歐美人的體格，鼓勵民眾多吃肉，尤其以吃牛肉被視為文明開化的象徵。[14]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前，普遍沒有食用牛肉的習慣，尤其是西元6世紀後受到佛教盛行的影響，在天武天皇年間（675年）曾頒行了「肉食禁止令」，每年4月到9月的農耕期間，禁止狩獵與食用牛、馬、猿、犬、雞。雖然在此之後日本人仍有私下食用牛肉等肉類的情形，但這樣避食肉食的風氣對民間影響甚鉅且影響深遠。[15]
因此當明治維新後，先是由政府開始提倡吃肉食，1872年報紙上更刊載了明治天皇第一次吃牛肉的報導。但由於西方以奶油煎烤牛排的吃法起初並不受到日本民眾歡迎，因此牛肉的食用方式，以鋤燒（すきやき，即現今關東風壽喜燒）的「牛鍋」形式更廣受歡迎，到了1877年在東京的牛鍋店更多達500多間。[16]
1895年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代後，鋤燒也傳入臺灣，隔年就有牛肉店在臺灣開設，1898年臺北已經有販售雞牛肉鍋的料理店「筑紫館」。[17] 這道具有「文明開化」意味的鋤燒，也受到臺灣知識份子的喜愛，像是林煥文、吳新榮、黃旺成等人便經常在家中與家人舉辦鋤燒聚餐；呂赫若、張文環、楊逵、吳新榮等啟文社的同志，也曾邊吃鋤燒一邊宴飲。[18]
但相對於知識份子，當時臺灣民眾普遍還是存在不吃牛肉的禁忌，[19] 根據日治初期來臺赴任的佐倉孫三在《臺風雜記》寫道，他觀察到臺灣人不吃牛肉是因為牛替人耕作，且為祭孔牲禮，所以畏懼而不敢吃。但他同時也觀察到，農民會將老牛販售給牛販；而另一本由日籍教師撰寫的《臺灣民族性百談》也提到臺灣農民愛護牛隻的情景，但文末也寫到臺灣人不吃牛肉，但會吃日本進口的神戶牛肉。上述情形可推測，在早期生活困苦的臺灣農村，確實有私下屠宰、食用牛肉的情形，但普遍臺灣民眾依舊是不吃牛肉，[20] 因此即便鋤燒牛鍋受到臺灣知識份子喜愛，臺灣人中仍有相當多人至今依舊有著不吃牛肉的禁忌。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為了西化，推廣食用肉類的「西洋料理」，西洋料理卻在進入日本後被日本人改造，除了引進西方食材，更將西洋料理的食用方式與味道改變成日本人習慣且喜歡的形式，譬如利用味增與醬油調味（如鋤燒）、與米飯搭配（如炸豬排飯）等等，這些重組與改造，發展成今日特殊和洋雜揉的日式「洋食」。[21]
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的「洋食」與「西洋料理」是完全不同、分屬不同領域的料理。西洋料理為所有外國料理的通稱，如法國料理、義大利料理、美國料理等等，這些泛稱為西洋料理。日本的洋食是西洋料理傳入後，根據日本當時的民情、每個時期可進口取得的食材，以及日本本國生產的食材、調味料、飲食習慣、在地口味等等，經過長時間演化而成日本獨有的日本洋食。[22]
洋食在日本政府推廣西式飲食（西洋料理）的過程中，藉由許多廚師的努力，讓洋食不論在口味上與價錢上都比西洋料理更平易近人，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銀座煉瓦亭的「炸豬排」。創立於1895年（明治28年）的煉瓦亭位在繁華的東京銀座，當時由於政府大力鼓吹吃牛肉，導致牛肉價格被嚴重哄抬，所以許多人改吃豬排；煉瓦亭原本也以小牛肉排骨搭配高麗菜絲、淋日式烏醋、搭配麵包食用，但銷售卻不如預期，直到後來因改用豬肉，並且與米飯一起供餐，沒想到卻大受歡迎，銀座煉瓦亭成為了日本洋食豬排飯的始祖。[23]
臺灣在進入日本統治時代後，這樣的西洋料理、洋食也隨之傳入臺灣各地。日治時期高雄的「西洋料理店」有1909年（明治42年）開業、位在新濱町的「滋養軒」，以及位在湊町的「蓬萊」；[24] 從1930年（昭和5年）的廣告上，更可見位在西子灣、壽山的幾間高級料理店如壽山的「聽松園」、西子灣的「千鳥」、西子灣的「濱の家」等，除了傳統的和式料理，也都有提供「和洋料理」。[25]
另外一提，相較於西洋料理店，在1930年代的高雄更普及的是販售パン（麵包）、洋菓子、和洋菓子的店家。如水月堂支店（湊町）除販售麵包也有販賣和洋菓子；[26] 桑田製パン所（山下町）除販售菓子、麵包，還有カステラ（即蜂蜜蛋糕）；[27] 梅屋和洋菓子店（山下町）及櫻屋（鹽埕町），皆專賣和洋菓子；[28] 除上述店家之外，有販售麵包的店家還有丸上高雄製パン所（鹽埕町）、シキシマぺーカリー（榮町）、高雄州廳內賣店（前金）等。[29] 高雄製菓商會更以販售洋菓子為主，店址在鹽埕町三丁目11番地；高雄製菓商會的店主為出身臺灣籍的鄭烈，[30] 而並非日本人，也是相當有趣。此外，不論是和洋料理店或是和洋菓子、麵包店等，皆集中於當時高雄最繁華的「哈瑪星」、鹽埕區一帶，可見當時這些偏高消費的產品，多集中於具高消費能力的區域。
日本洋食的牛排ビーフステーキ（Beefsteak），在洋食初傳入日本時，這類用鐵板、鐵網去煎或烤的牛排（ビーフステーキ，Beefsteak），又被寫為「ビステキ」，曾在正岡子規、夏目漱石、和辻哲郎、山田風太郎、宮沢賢治等日本文學家的作品中出現過。另外，從臺灣日日新報中也可見「ビフテキ」這樣的寫法，而這是源於法文的「ビフテック」(bifteck)的寫法。[31]
當時這樣的洋食牛排也隨著日本統治臺灣，一併傳入臺灣，牛排的做法也出現在料理書或是料理講習會上。《臺灣日日新報》曾寫道在1910年（明治43年）臺北舉辦的料理講習上，詳盡的介紹了牛排的料理方式，內文提到先要取牛背脊上的肉，用胡椒鹽、洋蔥、紅酒浸泡醃漬牛肉，並以馬鈴薯製作成牛排的配料，之後將牛肉與洋蔥煎熟後加入少許黑醬，就可以製作一道比坊間洋食屋更美味的牛排。[32]
至於臺灣人食用牛排的情形，可從黃旺成[33] 的日記上略知一二。黃旺成在1927年（昭和2年）的日記寫道，當日剛領完薪水，原本跟友人謝春木要一起去享用ビステキ（牛排），卻因謝春木有事而沒能成行，只好約另一位友人蔡式穀在臺北市表町（約今館前路附近）一間名為「カフェボタン」的和洋料理店吃西餐，當時花費為四円。[34] 又1929年（昭和4年）黃旺成日記寫道，正午出門後，到臺中的柳亭吃カツ丼（豬排蓋飯）、ビフテキ（牛排），[35] 可見當時臺灣的中產階級、仕紳食用西餐、洋食已經是相當日常的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學習的西式料理，主要是法國料理為主，另一個則是為建立大日本海軍而師法英國海軍，因此海軍軍醫高木兼寬學習英國海軍常用的馬鈴薯、咖哩等，以取代日本人喜愛的米食料理，藉以改善海軍官兵罹患腳氣病的問題。總言之，當時的日本，不論西洋料理或是「在地化」後形成的洋食料理，其基礎都是源自歐洲的西式飲食，因此日治時期傳入臺灣的西洋料理、洋食也是承襲自歐洲，如創立於1934年（昭和9年）臺灣第一間的波麗路（Bolero）西餐廳，餐廳名稱源自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一首圓舞曲「Bolero」漢譯「波麗路」。創立之初就是走歐系，尤以法式油封鴨子飯相當知名。
二戰後隨著美援與美軍顧問團來臺、美軍駐防臺灣及來臺度假，臺灣與美國關係日趨緊密，臺美交流過程中，帶入大量的美式飲食文化。臺灣人雖然早在日治時期便開始接觸西方飲食文化，且有不少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開始食用西餐牛排，然而這時期的西餐乃師承歐洲，且透過日本間接傳入，這與二戰後傳入臺灣且風行各地的美式西餐，仍相當不同，然而因為早在日治時期臺灣人就已聽聞或接觸西餐飲食文化，因此也間接為日後美式餐飲的普及奠下了基礎。
參、美援時期與美軍「R&R休息復原計畫」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同年底中國派遣陳儀接收臺灣，此時中國國內正面臨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戰，最終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臺灣本島的經濟，在二戰末期除了受到軍方全面的控制，還須為支撐日本帝國戰爭，投入大量物資進入戰場，加上戰爭末期在美軍的轟炸之下，基礎建設及生產設施亟待復甦，因此1950年代至1960年代間美國對臺灣展開的美援，有效地促進臺灣經濟的穩定。
二戰結束後，1947年美國政府開始展開一系列的「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即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美國國會因此於1948年通過〈援外法案〉，起初目的是提供歐洲經濟援助，以恢復歐洲大陸在戰爭期間所受到的經濟損害，其中1948年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即是當中的特例，將中華民國納入其中。[36]
美國對外援助的項目非常多，包含借貸資金、提供武器、派遣技術人員指導、捐贈農產品與食物、人道救援等，因此美國政府設立「經濟合作總署」專責處理援外業務。同時1948年政府也在南京成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簡稱美援會），負責美援物資的接收、管理與分配作業，作為負責處理美援事務的單位。另一方面，〈援外法案〉規定用於援助中華民國的經費，需有10%投入農村復興建設工作，因此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組成「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共同謀劃運用美國援助款項、物資，推動農村的重建工程。然而，受到國共戰爭的影響，1949年美國決定停止任何對中華民國的援助。[37]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為了圍堵共產勢力，決議重啟對中華民國政府的經濟與技術援助。1951年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案》，一方面延續先前的援外政策，另一方面提供軍事與經濟上的援助給隸屬美國陣營的國家，以阻擋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勢力擴張。[38]
美國政府對臺灣的援助從1951年至1965年為止，援助金額將近15億美元。美援的內容相當廣泛，除包括軍事、電力、交通、肥料、水泥、製糖、造紙等，舉凡造橋鋪路、港口建設等基礎建設也多仰賴美援，為臺灣1950-1960年代間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美援時期除了工業與經濟產業面，隨著美援、美軍駐防所帶進的西方飲食文化，更是改變了臺灣的飲食習慣，首先是麵食的推廣。美國為了解決戰後國內小麥產量過剩的問題，因此鼓勵其他國家進口美國小麥，並作為美援物資，出口到需援助的國家。[39] 此外，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認為發展麵粉工業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利，建議運用美援剩餘農產品法案中的小麥來供應麵粉工廠所需，於是臺灣麵粉工業在短短數年間倍增。
但早年臺灣人並不習慣食用麵粉，麵粉主要供應對象為軍糧，以及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臺灣的中國北方籍移民，另外則是臺灣傳統糕餅製造業及小吃攤等。時任臺灣生管會副主任委員的尹仲容，即發起以麵粉代替白米為食糧的運動，以進口小麥代替米食對外匯收支有利、麵食較營養、小麥之進口有助於促進與貿易國之邦交等，進行麵食之推廣。後來麵食在臺灣發展成各類臺灣美食，譬如臺灣代表性美食之一的牛肉麵，據說就是當年以美軍輸入的牛肉罐頭作為原料，加上豆瓣醬，發展成臺灣獨具特色的川味牛肉麵。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臺海中立化」，並指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作為美軍在越戰的補給基地，高雄港成為美軍中繼站，並允許美國軍艦停靠鹽埕區七賢三路南邊的高雄港三號碼頭。[40] 因此七賢三路成為美國海軍放假上岸時短暫放鬆的區域，這些美軍水手、船員有時會夾帶舶來品下船銷售，鄰近三號碼頭的高雄銀座，也就成為船員、美軍轉售舶來品的大本營，銀座因而開始改稱國際商場。
同時期，為了滿足美軍的生活娛樂，在七賢三路設有「高雄海軍水兵俱樂部」（The Navy E.M. Club in Kaohsiung），後改稱美軍俱樂部，內部有供應餐飲及販售物品，也設有舞池，是當時美軍非常重要的娛樂及社交場所，而從俱樂部流傳出來的爵士樂、西洋流行音樂、西餐飲食等美式文化，都對高雄有重大影響。
譬如說爵士音樂、西洋流行音樂在臺灣的普及與扎根，便與美軍俱樂部有密切關係。因為當時臺灣各地設立了美軍俱樂部，這些地方都必須有爵士樂團駐演，對樂手的需求量相當大。臺灣本土的頂尖樂手也開始順勢進駐美軍俱樂部中，與美國人同台演出，開啟臺灣樂手與美國正統爵士樂的首次交流，於此時期也培育出臺灣許多傑出的爵士樂手。同時，鹽埕區的酒吧內也播放著西洋流行音樂，鹽埕區更開設了許多唱片行，起初是以美軍作為主要客群，但在美軍離臺後，仍有不少臺灣樂迷固定前往選曲唱片，早期在七賢路上有高歌、雷電華、金聲、綠島等唱片行，成為西洋流行音樂的傳播聖地。
根據資料統計，當時每日登岸的美軍少則百人、多則三至四千人，在戰事緊繃的狀態下，手握美鈔卻不知有沒有明天的士兵，到了岸上便出手闊綽、相約買醉，因此造就了港區酒吧、餐飲、娛樂產業的榮景，尤其是為滿足士兵飲酒需求，七賢路上一間間的酒吧陸續開張，猶如形成了「酒吧街」。[41] 美軍與酒吧產業的互動，固然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但也衍生出許多問題，如在酒吧鬧事層出不窮，有些酒吧設有暗室從事非法交易、違法走私，甚至是酒客為「吧女」（酒吧內的陪侍小姐）爭風吃醋、大打出手等，皆造成不少社會問題。
1965年後隨著美國在越南的戰事白熱化，更多的士兵上戰場，國內反戰聲浪也愈來越高漲，美國國防部為紓解戰場上官兵的緊張壓力，在1965年頒訂「R&R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讓士兵有每年一次、為期五天的假期，駐越美軍可以搭乘免費包機，前往其中一個指定渡假點，渡假地點包含臺灣、馬尼拉、曼谷、新加坡、東京、香港、雪梨、夏威夷及關島都曾列作指定渡假點。[42] 大批來臺度假的美軍在1967年達到高峰，約有近五萬美軍來臺度假，為了搭上這波美軍商機，各地中小型旅館、酒吧、西服店、手工藝商店在各觀光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增加，[43]因此1965年頒訂的「R&R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促使大批美國士兵來臺，對臺灣在地相關產業的影響更甚以往。
隨著美軍士官兵、美軍俱樂部的進駐，帶入美式牛排、西餐等美式的飲食習慣，另一方面，在美軍俱樂部內，聘請了不少臺灣人，間接培育了臺灣本土的西餐人才，而這些廚師、調酒師、服務生等，不少人陸續在外開業，將源自美軍俱樂部的美式餐飲文化向外發揚光大。有不少高雄在地的西餐廳，如新國際西餐廳、綠洲西餐廳等便是在此時期開始萌芽。
肆、陳家人在高雄的發展與新國際西餐廳的創立
高雄新國際西餐廳的創辦人為陳族及其長子陳國義，陳族原籍是臺南學甲人，早在日治時期，便有不少的臺南、澎湖人移入高雄港區，陳族的家族成員中，亦有不少人乃是從臺南學甲移入高雄鹽埕區營生。陳族共有五個兒子，後來分別接掌家中產業，分別是長子陳國義、次子陳國隆、三子陳國和、四子陳國泰、五子陳國富。
根據陳家後代指出，陳族早年在鹽埕區以販賣木炭、米、磚塊等民生必需品營生，經查日治時期商工資料，其中有記載陳族開設的店舖店名為「臺灣燃料商會」，根據1937年（昭和12年）的資料顯示，當時應該是位於鹽埕町四丁目12番地，成立時間在1934年（昭和9年）；另1939年（昭和14年）的資料則是登記店址位於鹽埕町四丁目14番地，成立時間在1936年（昭和11年），[44] 無論如何，從上述資料可知陳族早在日治時期即落腳鹽埕區，另外家族內亦有不少人在鹽埕一帶開設布莊，如戰後的新新、美美、觀觀等都是同族所經營之店家。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軍空襲高雄，陳家因此舉家搬至高雄仁武避難，1946年（民國35年）再回到鹽埕區，[45] 當時因為陳家有親戚從事製餅業，陳家也開始在鹽埕區今新樂街、七賢路口開設「澳洲製餅舖」（後來又稱澳洲麵包店），當時取了「澳洲」如此洋派的名字，但店內實際上是販賣中式餅餅，如月餅、綠豆椪等。[46]
直到1950年韓戰爆發後，因美軍駐防高雄港，七賢路成為美軍聚集的主要場所，提供美軍食衣住行育樂等需求的店舖，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此時陳族的長子陳國義便開始從國外學習技術做吐司、漢堡等西式食品，以滿足美軍對於西式飲食的需求。但改作西式麵包的初期，因技術不良，生產出來的麵包品質並不佳，但因為當時市面上做西點麵包的店家並不多，臺灣人也覺得這類美式漢堡麵包、吐司很稀奇，所以其實生意並不差。直到陳家三子陳國和於日本留學期間，趁著課餘時間在日本的和菓子店打工，從日本學習到新的烘焙技術，並不時從日本將新的材料、技術寄回臺灣，又引進添加葡萄糖製作麵包，才將澳洲麵包店的西點麵包的品質大幅改良。
1957年（民國46年）陳國和回到臺灣時，澳洲麵包店的品質與生意也都步入正軌，陳家人也不斷地從國外引進美式的旋轉蛋糕架，並將原本的方型蛋糕改成時髦的圓形蛋糕，上面還擠上奶油花點綴、將蛋糕疊高，如此一來加上澳洲麵包店原本就位於三角窗的顯眼位置，美軍也時常聚集於此，澳洲麵包店的生意更是蒸蒸日上；分家後澳洲麵包店則交由四子陳國泰經營。[47]
陳族的長子陳國義早年主要從事貿易工作，因此在澳洲麵包店的隔壁開有委託行「儷人行」，也因為從事貿易，與政府關係良好，且時常與餐廳有往來交易，因而結識了當時在美軍俱樂部工作的廚師，因此後來由陳族、陳國義投資，1963年（民國52年）在當時高雄市最繁華的國際商場，與這些廚師合夥開設了高雄第一家西餐廳「國際西餐廳」。同時期還有「西洋館」，也是由美軍俱樂部的廚師出來開設的西餐廳。[48]
國際西餐廳開幕後由於出自美軍俱樂部的師傅手藝好，排餐精緻又道地，馬上就成了美軍軍官與士紳的聚會場所。此時期正值七賢三路上酒吧業興盛之時，一間間的酒吧如雨後春筍般開設，澳洲麵包店的樓上原本也是一間美式酒吧「US bar」，但生意清淡，而國際西餐廳則因生意太好需擴大營業，因此陳國義便決定頂下US bar的空間，將原本位在國際商場內的國際西餐廳遷至澳洲麵包店的樓上，1964年（民國53年）改名為「新國際西餐廳」，於七賢三路、新樂街口二樓重新營業，當時的新國際西餐廳店面約有50幾坪，店內則保留酒吧的裝潢，成為當時高雄知名的西餐廳。[49]
新國際西餐廳開業之初，當時在高雄只有新國際西餐廳與圓山飯店可以品嘗到西餐，[50] 而新國際西餐廳早年便以精緻西餐聞名，當時的招牌菜是竹籃雞、美國牛蛙腿、焗海鮮等，價位相當高，新國際西餐廳當時一餐的價格大概是臺灣公務員一個月的薪水，餐廳招待的客層除了富商仕紳，在美軍當中也只有軍官階級才負擔得起。[51]
因此，為區別客層，1968年（民國57年）陳家又在七賢三路上開設「綠洲西餐廳」，後由陳族二子陳國隆經營，主要販賣美式三明治與咖啡等點心，給美軍當午餐或下午茶享用。相較於新國際西餐廳走的是高檔、精緻的牛排館，綠洲西餐廳則是以販售簡單輕食為主，新國際西餐廳使用的是鐵盤盛裝牛排，綠洲西餐廳則是以簡餐一般使用的瓷盤為主，而這樣的傳統亦持續了數十年。[52] 此外，根據綠洲西餐廳的後代表示，綠洲西餐廳當年時常有美軍士兵帶著「吧女」[53] 在店內消費，並時常在店門外的七賢三路上騎乘三輪車，來回競速取樂。
早年陳家的幾間店鋪便是由幾個兄弟共同接手經營，且相輔相成，如當時新國際西餐廳使用的西式小餐包，便是由澳洲麵包店製作，當時的小餐包原料相當簡單，僅用麵粉、水、鹽巴、酵母製作，直到後來因為新國際西餐廳的生意太好，澳洲麵包店已供不應求，只好委由鄰近大溝頂的「三郎麵包」代工，時至今日三郎麵包已是從一間小小的代工廠，成為鹽埕區相當知名的傳統麵包店。新國際西餐與綠洲西餐廳的廚師也會相互支援，甚至綠洲西餐廳與儷人行兩間店鋪更是可以互相通行。[54]
後來因長子陳國義驟然離世，1973年（民國62年）由三子陳國和接手新國際餐廳，陳國和在日本慶應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後歸國，在接手經營新國際西餐廳初期並不順利，當時曾經歷過廚師偷藏食材轉售、廚師集體請辭等困境，所幸後來仍順利化險為夷，並將新國際西餐廳經營的有聲有色。
新國際西餐廳作為美式牛排餐廳，牛肉是餐廳使用相當重要的食材，新國際創設時的60年代，臺灣人食用牛肉的情形也並未普遍，當時的牛排餐廳基於成本和貨源關係，牛肉多半是採用臺灣牛肉，不但肉質粗硬，肉商為牟利還會在牛肉內灌入大量清水藉以增加重量，不僅破壞肉質，而且一煮就縮水。然而當時牛排餐廳業者為了賺錢多半只能忍氣吞聲，陳國和卻不以為然，認為若長此以往，永遠無法提升品質，於是他先是向台糖採購牛肉，但因為台糖是以臺灣牛為主，肉質及口感並不好，因此他又改向進口商裕賀採購，採用高品質進口牛肉，當時因為臺灣人食用牛肉的情形並不普遍，進口商因進貨量少，因此價格相對高昂，對新國際西餐廳來說提高了不少成本，然而此舉確實提升了牛排的品質，博得顧客口碑，為新國際西餐廳事業打下新的良好基礎，進而使得顧客得到高消費高品質的消費觀念。[55]
對提供牛排的西餐廳來說，牛肉的品質相當重要，而牛排能在臺灣普及的關鍵也與牛肉的價格有關。誠如上述，臺灣在50、60年代進口牛肉價格相當高昂，因此多半是採用臺灣牛肉，當時私宰、走私牛肉的情形也時有所聞。直到70年代後，物資局大量進口牛肉，民間公司也紛紛進口牛肉，才將牛肉品質提升、進貨成本降低。[56]
西餐廳早年提供的甜點相當簡單，多半是布丁或冰淇淋，冰淇淋更可謂承襲自美式文化而來，抑是西餐廳甜品的重要品項。陳國和個性相當喜好新事物，且勇於嘗試與創新，因從小喜歡吃冰淇淋，陳國和於1995年（民國84年）找來福樂冰淇淋的老師傅，並投資400多萬元購置製作冰淇淋的機器，並到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學習有關冰淇淋製作及新口味開發的課程，自行開發生產具有特色品質實在的冰淇淋，不僅作為餐廳使用的飯後甜點，更創立自家品牌冰淇淋於店內販售。[57]
新國際西餐廳曾開設過幾間分店，最早的第一間分店先是開在中正路圓環上大樓的12樓，[58] 但當時因許多人不敢搭電梯，因此生意並不好，遂於一個月後就草草收場。之後新國際西餐廳在1986年（民國75年）開設分店於現址民生二路，當時陳國和赴歐、日考察發現，國外進步且著名西餐業者皆紛紛開設分店，而分店類型則屬大規模、中價消費、大眾化，本店則仍保持傳統高級風格，因此陳國和毅然投入15,000,000元買下近200坪的樓面，又以將近8,000,000元的手筆裝潢，為分店的拓展砸下重本，這樣的投資規模在當時的餐飲界可謂突破性創舉。[59]
原本位在七賢三路、新樂街口的本店，在1992年（民國81年）七賢路拓寬後規模縮小，建築本體面積縮減三分之二，因此七賢路本店不得不改變營運方式，改賣起了簡餐，雖然依舊有賣牛排，但生意與收益明顯受到影響，因此於2001年（民國90年）後新國際西餐廳七賢店結束營業，餐廳的重心轉往民生店。1994年（民國83年）陳國和再以5,000萬元買下高雄市凱旋路占地200坪一、二樓，作為新國際西餐廳第三家分店「凱旋店」，[60] 但可惜於2006年（民國95年）結束營業。新國際西餐廳目前則已經由第三代陳萬泓接掌，仍持續在民生路營業中。
根據陳萬泓口述，早年跟新國際西餐廳同期，還有「西洋館」也是從美軍俱樂部的廚師自行出來開業的西餐廳，只可惜已歇業多年；高雄另外一間「角洲牛排館」則是從原臺南美軍俱樂部的人員出來開業，[61] 一樣歷史悠久，從裝潢到餐點，便不如新國際西餐廳走的是精緻典雅路線的牛排館，價格也相對較低，至今也是依舊屹立不搖。此外，根據李文環的研究，鹽埕區第一代西餐廳或牛排館，恰逢60年代越戰美軍度假高峰，隱約透露出其風行是美軍來臺度假的引介，如70年代的上賓牛排館、威士頓餐廳、貝多芬音樂餐廳、好望餐廳、羅浮宮等西餐廳，皆集中在七賢三路和新樂街，是70年代當時西餐廳最密集的街道，同時也反映出，臺灣人當時對於牛排，可能還有一段適應期。[62]
美式牛排後來在臺灣的發展，除了美式餐廳，更有趣的是發展成相對平價的臺式牛排館，或是俗稱的「夜市牛排」。1976年曾擔任美軍俱樂部主廚的孫東寶，在臺北八德路巷弄內開始擺攤賣牛排，被稱為「臺式牛排」的鼻祖。孫東寶的台式牛排，讓高級美食變成街頭小吃，少了奢華的餐廳氣氛、精緻的擺盤和西餐用餐禮儀的拘謹，坐在路邊的椅凳上自在的品嘗平時難得吃到的西餐，路邊鐵板牛排口碑迅速傳開，每日都吸引了絡繹不絕的排隊民眾。
臺式牛排的特色是價格低、一定要使用鐵板上桌，餐點內容除了肉，一定要有麵、雞蛋、飲料、濃湯等。1980年代後還發展成「我家牛排」、「貴族世家」這類提供沙拉、飲料、濃湯或其他附食吃到飽的牛排館。臺式牛排至今依舊在臺灣的各大夜市皆可見，是臺灣的平價美食，這個以鐵板、麵、雞蛋，有時更佐以三色豆的臺式配料，融合西式與臺式飲食成為獨具特色的臺式美食，這與西洋料理進入日本後在地化，成為具日式特色的洋食，其實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伍、結論
臺灣早在17世紀就曾接觸過西方飲食，但臺灣大眾得以接觸西方飲食，則是要到進入日本統治時代，才經由日本傳入西洋料理，以及日本獨有的洋食。這個時期傳入臺灣的西餐、洋食，是以歐洲為藍本的歐式西餐。
二戰結束後，臺灣脫離日本統治，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美援時期，高雄港作為美軍第七艦隊停泊港以及渡假地，為滿足美軍的食、衣、住、行、娛樂，除了官方的美軍俱樂部之外，鄰近高雄港的七賢三路上各式酒吧、飲食店、唱片行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七賢三路周邊因此發展為當時鹽埕區最熱鬧的街區，成為美軍靠岸後休閒、娛樂與休憩的場所。
早在日治時期就從臺南搬遷至鹽埕定居的陳族一家，在日治時期原本經營販賣木炭、米、磚塊等民生必需品的商店；二戰結束後，在親戚的指導下，在鹽埕區今新樂街、七賢路口開設「澳洲製餅舖」（澳洲麵包店），原本也是以販售傳統的漢餅為主。直到1950年韓戰爆發，美軍駐防高雄港，七賢路成為美軍聚集的主要場所，從事貿易的陳國義便開始從國外學習技術做吐司、漢堡等西式食品，以滿足美軍對於西式飲食的需求。同時，陳國義因從事貿易而結識了美軍俱樂部內的廚師，於是陳家與這些美軍俱樂部的廚師，合夥在1963年（民國52年）開設了高雄第一家西餐廳「國際西餐廳」，而後於1964年（民國53年）擴大營業並改名為「新國際西餐廳」。1968年（民國57年）陳家又在同一個街區開設了綠洲西餐廳，主要販賣美式三明治與咖啡等輕食，給美軍當午餐或下午茶享用，區隔出兩間餐廳的經營定位。
臺灣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因為美援與美軍駐臺，不論在經濟、建設、軍事、文化上皆與美方有密切機觸，因此不僅是在政府高層，美式文化也逐漸影響了臺灣一般民眾。作為美軍駐防艦隊登岸港口之一的高雄港，尤以鄰近港口三號碼頭的鹽埕區影響最為顯著，隨著美軍俱樂部在此設立，更間接成為美國流行音樂、美式西餐在臺灣的發源地。同時，鹽埕區的店家為了滿足登岸美軍相關的消費、娛樂，逐漸形成美式酒吧、西式餐飲、西洋流行音樂的特殊街區。
創辦新國際西餐廳的陳家在鹽埕區的發展歷程，即是鹽埕區在地商家的縮影，早期由家族成員共同經營澳洲麵包店、新國際西餐廳、綠洲西餐廳，藉著臨靠高雄港的地利之便，抓住當時的美軍商機，靠著家族成員間相互支援，形成以美軍為主要客群的家族事業，反映了1960-1970年代鹽埕區作為美、臺交流的主要場域，衍生出的商業行為、飲食文化，並記錄了當時臺灣人在各時代潮流背景下，勇於抓住機會奮力拚搏的精神。
引用文獻
一、史料
未著撰人，〈料理の講習 臺北料理割烹講習會實習〉，《臺灣日日新報》，1910-04-24，版05。
作者不詳，《[高雄市役所] 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高雄市：高雄市役所，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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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高雄市：新興の高雄發行所，1930）。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
二、期刊
曾品滄，〈日式料理在臺灣：鋤燒（スキヤキ）與臺灣智識階層的社群生活（1895-1960年代）〉，《臺灣史研究》，22(4)（2015.12）。
三、專書或專書論文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21）。
青木百合子，《日本的洋食：從洋食解開日本飲食文化之謎》（臺北市：健行文化，2019）。
翁佳音、曹銘宗，《吃的臺灣史》（臺北市：城邦，2021）。
郭靜黛，《老派洋食》（臺北市：精誠資訊，2019）。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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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碩博士論文
郭彥伯，〈尋找吧女：冷戰、美軍、性觀光的歷史初探〉，（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五、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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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章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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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繼先，〈陳國和 頭頂碩士帽 得意餐飲業〉，《經濟日報》，1997-12-07，16版。
七、電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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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林亭蹟〉，網址：https://reurl.cc/GeQLNW，上網日期：2023年04月4日。
[1]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21年）。
[2] 劉志偉，《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臺北：啟動文化，2012年）。
[3] 郭彥伯，〈尋找吧女：冷戰、美軍、性觀光的歷史初探〉，（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4] 翁佳音、曹銘宗，《吃的臺灣史》（臺北市：城邦，2021）。
[5] 郭靜黛，《老派洋食》（臺北市：精誠資訊，2019）。
[6] 青木百合子，《日本的洋食：從洋食解開日本飲食文化之謎》（臺北市：健行文化，2019）。
[7] 翁佳音、曹銘宗，《吃的臺灣史》（臺北市：城邦，2021），頁18、43。
[8] 同前註，頁200。
[9] 郭靜黛，《老派洋食》（臺北市：精誠資訊，2019），頁10。
[10] 青木百合子，《日本的洋食：從洋食解開日本飲食文化之謎》（臺北市：健行文化，2019），頁47-49。
[11] 郭靜黛，《老派洋食》，頁10。
[12] 郭靜黛，《老派洋食》，頁10-11。
[13] 郭靜黛，《老派洋食》，頁11。〈良林亭蹟〉，網址：https://reurl.cc/GeQLNW
[14] 青木百合子，《日本的洋食：從洋食解開日本飲食文化之謎》，頁95。
[15] 〈Plenus 米食文化研究所 洋食發展沿革〉，網址：
https://kome-academy.com/tc/roots/meat.html
[16]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2011），頁38。
[17] 同前註，頁39。
[18] 曾品滄，〈日式料理在臺灣：鋤燒（スキヤキ）與臺灣智識階層的社群生活（1895-1960年代）〉，《臺灣史研究》，第二十二卷，第四期（2015年12月），頁20-21。
[19]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頁40。
[20] 翁佳音、曹銘宗，《吃的臺灣史》，頁169-170。
[21] 郭靜黛，《老派洋食》，頁10。
[22] 郭靜黛，《前揭書》，頁12。
[23] 同前註，頁152。
[24] 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第五編 昭和四年現在 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市：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簒部，1929），頁31-32。
[25]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高雄市：新興の高雄發行所，1930），頁65、69。
[26] 作者不詳，《 [高雄市役所] 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高雄市：高雄市役所，1939），頁43。
[27] 作者不詳，《 [高雄市役所] 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頁44。
[28] 作者不詳，《 [高雄市役所] 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頁44、46。
[29] 作者不詳，《[高雄市役所] 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頁47－49。
[30] 作者不詳，《[高雄市役所] 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頁47。
[31] 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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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料理の講習 臺北料理割烹講習會實習〉，《台灣日日新報》，1910-04-24，版05。
[33] 註：黃旺成（1888–1979年），號菊仙，新竹人。1911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曾任教於新竹公學校又短暫經商，後在臺中擔任蔡蓮舫家的家庭教師。1925年起積極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全島性演講活動，並擔任《臺灣民報》記者，成為臺灣民眾黨的要角，曾因反日而被拘禁。他曾數度赴中國，並參與臺灣史上首次的地方選舉，當選新竹市會議員（1935–1939）。戰後任《民報》主筆，對陳儀政府多所批評。二二八事件後避往中國約1年後回臺，遞補臺灣省參議員，前後約2年。
[34] 黃旺成作；許雪姬編著。黃旺成先生日記/1927-08-20。上網日期：2023年04月4日，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黃旺成先生日記/1927-08-20。
[35] 黃旺成作；許雪姬編著。黃旺成先生日記/1929-01-25。上網日期：2023年04月4日，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黃旺成先生日記/1929-01-25。
[36] 劉志偉，《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臺北：啟動文化，2012年），頁14。
[37] 劉志偉，《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頁14-15。
[38] 劉志偉，《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頁14-15。
[39] 翁佳音、曹銘宗，《吃的臺灣史》，頁44。
[40]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21），頁335。
[41]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頁491。
[42] 郭彥伯，〈尋找吧女：冷戰、美軍、性觀光的歷史初探〉，（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頁53-54。
[43]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頁337。
[44]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年），頁188。高雄市役所，《商工人名錄 昭和十四年版》，頁147。
[45] 盧繼先，〈陳國和 頭頂碩士帽 得意餐飲業〉，《經濟日報》，16版（1997-12-07），
[46]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47]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48]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49]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50] 《民生報》，2001-07-06，CR4版。
[51]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52]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53] 註：即當時在酒吧內工作的女服務生，當時又被稱為「吧女」。
[54]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55] 〈西餐牛排不讓中餐專美於前 陳國和 大膽嘗試連鎖經營〉，《民生報》，13版（1987-10-30）。〈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56]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頁419。
[57] 〈陳國和 頭頂碩士帽 得意餐飲業〉，《經濟日報》，16版（1997-12-07）。
[58] 註：今中正路麥當勞的位置。
[59] 〈西餐牛排不讓中餐專美於前 陳國和 大膽嘗試連鎖經營〉，《民生報》，13版（1987-10-30）。
[60] 〈陳國和 頭頂碩士帽 得意餐飲業〉，《經濟日報》，16版（1997-12-07）。
[61] 〈新國際西餐廳第三代陳萬泓總經理訪談〉，2022/9/1，未刊稿。
[62]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頁421。
作者╱王御風、黃于津
（刊登於收於李建緯主編，《地方感與全球化─文化、文學與社會視野》（台中：逢甲大學，2024年3月），頁157-181。ISBN：978-986-5843-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