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日治高雄築港崛起的勞工領袖－以大坪與一及杉本音吉為例
壹、前言
踏入高雄市覆鼎金公墓入口處，隱藏在萬姓祠後方，有一座雄偉氣派的墓園，建築形式與格局明顯異於台灣人墓，莊嚴大器的碑石聳立、石燈籠裝點其中，呈日式墓園形式，其墓主即為日東商船創辦人—大坪與一；同在覆鼎金公墓內，有另一座形勢氣派的墓園深藏在墓區羊腸小徑中，其墓主為大阪組（後改組為台灣運輸株式會社）創辦人—杉本音吉，戰後該墓園更成為臺灣南部地區日本人遺骨安置所，至今仍由臺灣日本人會在此舉辦慰靈祭。
圖 1：大坪與一之墓，靜靜躺在高雄市覆鼎金墓園入口處
圖片來源：吳孟青攝於2015/4/29
圖 2：2015年11月慰靈祭
圖片來源：吳孟青攝
日治時期從日本渡海來高雄發展的日商不少，卻多在成功後返回日本母國，如古賀三千人以在打狗奠定的雄厚社經實力，返日從政，又或如淺野總一郎這類的財閥，僅視台灣為事業版圖中一處根據地，待狀況穩定便交由當地負責人打理，這類外來日商，並無長期居留之打算。大坪與一、杉本音吉則是從打狗崛起、深耕於此的在地日商，積極參與地方事務，進而成為高雄地區的領導階層，死後更葬於此地，顯見他們與高雄之間淵源深厚。
細數二人在高雄的發展歷程，會發現兩人同樣崛起於運輸界，並同樣於打狗築港初期轉入打狗，顯示打狗築港成為新的契機，吸引有膽識者紛紛前來一展抱負，在此成就新天地。
自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新領地後，日本政府為有效落實統治機制，以及將台灣物資運往母國，積極規劃各項交通建設，其中尤以縱貫鐵路、築港計畫對台影響最大。1908年基隆到打狗縱貫鐵路完工通車，開啟了台灣西部運輸業的新頁，然而打狗港雖有鐵路接駁陸路運輸，海陸運輸接駁效率卻受限於打狗港本身的地理環境不佳。因打狗港內多有岩礁暗石，水域又不夠深，吃水噸位重的大型貨船難以入港，貨物通常須仰賴苦力搬運至駁船上，[1]再由駁船搬運至輪船上，縱然後來歷經港埠建設，搬運設施大有改善，但是在現代貨櫃出現以前，貨物無論是從鐵道、汽車或牛車運至碼頭或倉庫內，皆須苦力搬運，因而發展出像日東商船組和大阪組等此類以經營客／貨於海陸接駁、裝卸的小運送業組合(即運輸公司)。
運輸業需要仰賴大量勞動人口，此類勞動者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陸上的搬運人夫(案：小工)，1910年約須500人。第二，船上的搬運人夫，又可分為船艙內的搬運人夫和甲板上的搬運人夫，約須300人。第三，駁船上的監督、船頭和舸子，後兩者應該是船乘業者或船夫。[2]
大坪與一和杉本音吉最初渡海來台時，首先落腳的地方都並非打狗，卻皆因看好打狗築港後的發展而來。運輸業須仰賴大批勞工，兩者皆出身勞動背景，性格上又富俠義精神，故能受到勞工界的愛載，進而成為雄霸一方的社會領導階層。
貳、大坪與一及日東商船的創建
大坪與一生於慶應元年（1865）12月25日，肥前國神崎郡千歲村（即今九州佐賀市）人，為家中長子。早年曾到橫須賀擔任造船工人，但他一心從軍，因此在明治20年（1887）12月後成為陸軍二等軍曹，開始他短暫的軍事生涯，其間還曾至北海道擔任屯田兵幹部。明治24年（1891）因家中有事，離開軍職返家，改從事土木承包業和漁業，後來因為北海道的經驗，決定與同鄉另兩位盟友前往千島開發。
圖 3：大坪與一
圖片來源：高雄港勢展覽會，《高雄港勢展覽會誌》（高雄市：高雄港勢展覽會，1931），照片無頁數。
明治28年（1895）甲午戰爭爆發，大坪與一後應召投入甲午戰爭，但當時戰役已進入尾聲，不久便退役。雖然如此，大坪與一仍以收到的退伍徽章及資金60圓到神戶開始從事運輸，這也是他首次接觸運輸業，對日後生涯有極大影響。
明治29年（1896），一直勇於到新世界冒險的大坪與一，對於剛成為日本帝國新領土的臺灣非常有興趣，因此在明治29年（1896）9月，大坪與一偕同妻子前往台灣北部的基隆，當時基隆是台灣最重要的港口，所以大坪與一先至基隆尋找機會。起初，他先進入南洋組，結果南洋組馬上倒閉，後來進入大阪商船會社，但薪水並不高，因此還曾與友人共同經營旅館「西肥館」，然而營運狀況不佳，不久就倒閉了。[3]只是，從此時期便可看出，大坪與一對於跨領域的投資，興趣濃厚且相當勇於嘗試。
就在此時，大阪商船會社委託他經營商船艀船部，[4]大坪與一看好艀船業的前景，剛好陸軍補給廠有便宜轉讓的駁船，便買下這批船隻，成立大坪艀船組，開啟了他在台灣的運輸事業。
明治32年（1899），大阪商船會社船內荷役業者（即運輸業者）高砂組與大坪艀船組合併，組織合資會社基隆商船組，但從1899年起，基隆連續三年遭受暴風雨襲擊，大坪與一賴以維生的32艘船被吹到陸上，損失慘重，但員工們仍努力維持，過了不久日俄戰爭開始，為了運送軍需用品，大坪與一帶領員工不眠不休工作，不過當時多數大型船舶都被徵用，而且金融蕭條，事業收入明顯減少，但基隆商船組卻在大坪與一領導之下度過重重難關，甚至經營的有聲有色。 [5]
1901年2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橋仔頭設立首座現代化製糖工廠，南部製糖工業興起，打狗港因運輸廠房設備機具、糖業製成品，開始蓬勃發展，不久後原本腹地狹小的打狗驛便不敷使用，遂由鐵道部於明治37年（1904）以填海造陸方式，填築出「鐵道部埋立地」，於明治40年（1907）完工擴大了倉庫面積。接著明治41年（1908）打狗港正式展開第一期築港工程，港內皆須仰賴大量的勞動人口。此時，大坪與一發揮他精準的眼光，看好中南部發展，於是明治38年（1905）在臺南、打狗、安平設置分公司，作為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代理店三井物產株氏會社專屬的貨運商。明治42年（1909），大坪與一更將本店移到打狗驛構內 (即車站內附設商店，新濱町一丁目1番地)，[6]並改稱為日東商船組，正式開啟了他在高雄的運輸事業，同時他也將戶籍從基隆街三沙灣13番地寄留至打狗，並且當時也有員工—松本松次(大工職)，隨大坪與一遷徙而來並寄留於戶下。
除了打狗外，大坪與一在基隆的事業仍有延續。原本基隆和花蓮之間的海運只倚靠大阪商船的東沿岸船，旅客和貨運都諸多不便，大坪與一說服日本郵船會社，從大正3年（1914）10月起，郵船會社以4000噸級的小倉丸，開始經營基隆和花蓮之間的定期航路，日東商船也以此經營花蓮港和基隆，頗受歡迎。大正4年（1915）佐久間總督進攻太魯閣原住民的軍隊，也是由大坪與一負責運送，但大正7年（1918）一戰時，小倉丸被徵召，本航路廢止，也使他的東部事業中止，這對大坪與一來說是一大遺憾。
在大坪與一的努力下，日東商船組成為全臺最重要的運輸業之一，在全臺擁有28個分店與出張所，建立起運輸網，也經營了臺灣、明治、大日本、帝國、新高各製糖會社的產品運輸，其數量幾乎到達本島產糖量的一半之盛況，除此之外，大坪與一也負責運送了興建日月潭電廠，以及嘉南大圳的材料。在其過世時，日東商船組共有30間分店，員工達600名，家族親友共2000人，業務處理量高達300萬噸。[7]
圖 4：日東商船組廣告
圖片來源：芝忠一，《新興の高雄》，廣告頁1。
大正9年（1920）前後，日本經濟不景氣，外地日商（大財閥）停止對高雄的投資，將注意力轉回他們的根據地，大坪與一遂把握機會，在1920年代跨出運輸界，連續三大投資案（1921年的「高雄劇場株式會社」、1925「高雄製冰會社」、「高雄共榮自動車株式會社」），與在地商人合縱連橫，成為領導高雄在地日商的龍頭。
除了三大產業之外，大坪與一在此期間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在政治上，陸續擔任了高雄街、市及州協議員，可見其在高雄市代表性，也常捐助各項社會事業、神社、佛閣，如高雄神社的大鳥居也是他捐贈的，也曾將某間陷入營業困境的建物買下，經改裝後捐給社會事業，成為免費居住的社會住宅，提供社會救濟之用。[8]
大坪與一還有另一種性格，就是為了勞工權益，常會槓上權貴，甚至是官方。早年與杉本音吉攜手合作成立的「高雄勞働需給組合」，是為了碼頭工人，而「高雄製冰會社」則是對抗「日東製冰會社」的壟斷，這種風格，在高雄魚市及香蕉的事件更展露無疑，大坪與一和漁民與蕉農站在一起，對手則是半官方的「高雄魚市株式會社」及「青果組合」。
高雄漁業的改變，可從大正10年（1921）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在湊町設立現代化魚市場談起，後因大正11年（1922）市場經營規則改變，臺灣海陸會社於大正15年（1926）約滿後退出，由高雄州水產會接手經營，同時（1926）也創立了高雄魚市株式會社，主要目的就是經營高雄魚市場，由當時的高雄漁業組合長高橋傳吉擔任會長。
當時高雄漁業組合幹部主張會社應降低手續費及增加仲介人數，由於高橋傳吉在組合長任內也呼應這些主張，因此其就任魚市株式會社社長時，漁業組合成員無不期待上述主張能夠落實，不料高橋傳吉無意於此，遂使得組合成員非常憤怒，在繼任的組合長杉本音吉領導下，與高橋傳吉展開對抗，沒想到杉本音吉突然過世，遂由大坪與一繼承其遺志。
昭和3年（1928）7月，大坪與一擔任漁業組合長後，再次提出改善問題，但高橋傳吉依舊沒有回應。昭和4年（1929）4月，高橋傳吉任期將滿，但其表達續任意願，漁業組合認為與其無法溝通，於是舉辦漁業總代會，選出六名實行委員，實行委員之一的川添則二表示生產者僅能拿到漁獲的六成，其餘都被中介及會社剝削，呼籲大家支持由漁業組合直接進行販售（共同販賣），也獲得全體會員的支持。[9]
雙方的爭鬥持續進行，當年秋天，高橋傳吉將同時擔任魚市會社的取締役大坪與一解職，結果高橋傳吉也被迫離職，雙方兩敗俱傷。一些不滿高雄漁業組合者，也與新設立的高雄水產同志會社跟魚市會社互通聲息，與高雄漁業組合對抗。這些紛紛擾擾，使得高雄漁業組合在大坪與一主導下，於7月28日開會決定高雄漁業組合直接販售，不再透過高雄魚市株式會社，並開始與日本及臺灣的特約店接洽，於10月23日執行，[10]此舉讓高雄漁業界局面更加紛擾。最後由兼任水產會長的高雄州知事太田吾一出面調停，因而共同販賣僅僅實行一個月，在11月23日就中止，[11]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與高雄漁業組合相同，香蕉事件中，大坪與一也是站在蕉農的一方。在當年，種植面積在平地一甲及山地三甲以下的蕉農無法加入青果同業組合，這些生產者於是計畫共同開設「共同荷造所」（荷造為包裝之意），將香蕉直接輸送到日本販賣，這批蕉農找上了大坪與一請求協助，大坪與一立即同意，並於大正17年（1928）6月與蕉農們簽訂契約，負責運送。
但要將香蕉運至日本，需要殖產局的同意，當局認為他們沒有透過青果組合，這種作法會破壞規矩，不予贊同。大坪與一此時展現其鬥志，堅持自己主張，繼續交涉，當時有員林產的香蕉運送到基隆港，大坪與一為了讓這些香蕉可以上船運往日本，與船公司談判，但船公司明言，殖產局長指示不可讓大坪與一的香蕉上船，大坪與一對此，要求殖產局提出為何拒絕的理由。
經過磋商，官方回答，只要符合臺灣青果物同業組合第四條之規定，也就是加入生產組合就可以將香蕉運走，但大坪與一派的農民根本無法加入。就這樣堅持了四個月，在基隆港堆積了如山的香蕉也都腐敗了，大坪與一終於宣告失敗，日後大坪與一以「香蕉直移出折衝顛末」 [12]為題，詳細記錄了這件事，也喚起了社會的注意。[13]
不管是漁業組合或香蕉運輸事件，都看得到大坪與一為了基層勞工，勇於衝撞體制的一面，雖然最後結果都無法動搖體制，但也看得到為什麼大坪與一會在勞工都市高雄中受到歡迎的原因。
参、杉本音吉與大阪組的創建
杉本音吉出生於明治6年（1873）3月，大阪府下南河內郡柏原人，少年時多在村里打架惹事，父親命令他永遠離開村子，他就流浪到了大阪街頭（之後行蹤不明）。[14]明治29年（1896）以大阪商船會社專屬的運輸業「富島組」身份來到臺灣，[15]同年在淡水成立「滬尾組」、安平成立「大阪組」，但對於他在淡水的事蹟，少有記載。
杉本音吉真正的活躍是從安平開始。在安平時期，港口設施並未完備，需與惡流怒濤搏鬥，陸上則常有抗日民軍出沒，加上當時環境不佳，死於惡疾的人也不少，杉本音吉與他的屬下夥伴們努力工作，雖然在經濟上仍常要勒緊褲帶，但他任俠好義，且敢於冒險的行徑，不僅讓他「長船」的俠名轟動安平，更收服一群好夥伴。[16]
杉本音吉在安平的時光，雖然奠定了他在碼頭工人中的地位，但仍無法獲利，在大坪與一將總社遷來打狗的翌年（1910年），杉本音吉同樣看出打狗港潛力，決定將大阪組搬來打狗。最早於打狗港的哨船頭街設輸入部、濱線設輸出部、埋立地設勞力請負業。[17]其業務內容包含：裝卸大阪商船船隻的貨物與行李，港內艀船的駁運，以及港口貨物裝卸運輸所需大量勞動人口之調度等。1912年間有艀船17艘，僅次於台灣製糖與三井物產。[18]。
當時杉本音吉剛好趕上打狗築港（1908-1912）的勞力需求，而大批湧入的工人，政府一時無法管理，大哥杉本音吉的出現，不僅協助了政府，也將其事業推上顛峰。
杉本音吉剛到打狗（明治43末到44年，1910-1911）時，高雄港內運輸業剛起步，競爭者眾，十分激烈，以勞力工作為主的苦力也不例外。苦力通常會由一個帶頭大哥，帶領10至30人的小團體，價錢上也漫無標準，常常為了趕時間，晚上需要加班，工資就必須增加，但到了第二天，帶頭大哥又會以昨天晚上的價錢為基準要價，要脅若不照此就罷工，使得每天幾乎上演爭吵、爭搶地盤、打架，甚至殺人的事件。[19]
當時打狗支廳的巡查不到五十人，對於如何管理苦力，傷透腦筋，一日兩個警察在取締賭博時被苦力打死，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支廳長為此到現場調查，左思右想，覺得應該找位有力的協調者出面解決此問題，於是拜託杉本音吉出面，召集了五十位左右的苦力頭到支廳協調。
之後支廳長與苦力頭達成協議，採連坐法管理。苦力頭皆聽杉本音吉管轄，警察也委託杉本負責苦力全體事宜。若有苦力頭不聽從杉本音吉的吩咐，只要杉本音吉報告支廳，支廳會立刻做出處分。由於苦力頭們對杉本音吉極為瞭解及信賴，對此也無異議接受，因此維持了良好的秩序。[20]
雖然事件圓滿落幕，但碼頭苦力該如何管理，絕不能坐視不管，支廳當局再度找上大家都信服的杉本音吉，成立了勞動組合，由杉本音吉擔任組合長，苦力頭擔任勞動組合役員，並在哨船頭設立了合宿所來收容這些苦力們。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大正8年（1919）正式成立高雄勞働需給組合，大坪與一成為組合長，大正13年（1924）杉本音吉接任，直到他昭和3年（1928）2月逝世為止。
圖 5：杉本音吉喪禮
圖片來源：〈杉本音吉氏葬儀〉，《臺灣日日新報》，1928/2/22，第2版。
相較於大坪與一，杉本音吉對於跨產業投資的興趣似乎不高，因此在大坪與一呼風喚雨的1920年代，很少看到兩者的聯手，杉本音吉僅於大正10年（1921）將「大阪組」擴大為「臺灣運輸株式會社」，[21]及接手「高雄漁業組合」，此事應與漁業組合多為漁業基層人員有關，在漁業組合與高雄魚市會社對抗的時刻，杉本音吉當然是底層漁民所想到的不二人選，在杉本音吉過世後，老戰友大坪與一接手，立即就與高橋傳吉展開一場對抗。
這也可看出杉本音吉在高雄人心目中的印象：有義氣、會為基層弟兄著想的大哥，具體的印象就在體現在高雄消防組。
高雄消防組前身是於明治44年（1911）12月，由清水政之助私人設置的打狗消防組，因為清水政之助酒品不好，許多市民怕有危險性，而當時杉本剛從安平移到高雄不久，支廳長跟清水組長商量後，就請杉本音吉接任。大正4年（1916）打狗消防組正式成為官方的支廳直屬消防組，[22]杉本音吉一直擔任組長，直到其1928（昭和3）年過世為止，其間出錢出力，才讓高雄消防組漸具規模，前後任期共18年。他為了提昇消防組員的素質，給了消防組員三個須知：一、消防人的人格養成，需要獲得世人信賴，將其生命財產託付給你保護。二、遇到災禍需要有不顧己身性命的覺悟與勇氣。三、為了自身萬一的情況的時候沒有後顧之憂，需要從平常就有充分的心理準備。[23]
消防組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極大，杉本音吉對於高雄消防組的盡心盡力，讓高雄市民懷念不已，在其死後，於昭和7年（1932）在壽山上設立紀念碑，紀念其對高雄市的貢獻，[24]這就非大坪與一所能及。
圖 6：壽山公園杉本音吉紀念碑
圖片來源：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書首圖。
肆、結語
日治前期，在總督府與外來日商聯手打造下，將原來的打狗小漁村，變成臺灣南部的重要港市，並於大正9年（1920）成為高雄州的行政中心。但這批功臣，在「打狗」更名為「高雄」後，紛紛離開高雄，如淺野總一郎，此地並非其主要事業基地，原本就不可能久留，也有如古賀三千人，在高雄羽翼豐滿後，就高飛北上。而就整體大環境來說，大正9年前後因鈴木商店爆發的金融危機，也讓這些外地商人止步，留在原有根據地保護資產，而高雄的發展，則由在地商人接手。
在這段期間，高雄最有名的商人就是大坪與一及杉本音吉。兩者崛起事業雷同，都是與高雄港密切相關的運輸業，死後墳墓也都在覆鼎金，迄今依舊可見，個性更是相似，都是屬於「大哥」性格，畢竟運輸業與勞工密切相關，兩人願意為勞工仗義執言，也獲得大批勞工支持，從此可看到高雄的勞工城市屬性，從日治時期就非常鮮明，連在地日商的領袖，也都要有幾分的大哥氣息。
大坪與一與杉本音吉最大不同，在於對企業經營的策略。大坪與一擅長合縱連橫，因此在外來商人離開高雄之際，他聯合了在地高雄的台、日籍商人，共同合作經營「高雄劇場」、「高雄製冰」、「高雄共榮車」，帶動高雄的現代化，成為一方霸主。
杉本音吉雖然對跨界經營興趣不大，但對捍衛勞工權益及居民安全非常堅持，日人住屋多為木造，常衍生火災，消防隊也就因此誕生，杉本音吉長期擔任高雄消防隊隊長（消防組組長），而攸關勞工的「高雄勞働需給組合」也是由他與大坪與一催生，在其辭世前，更接手「高雄漁業組合」，帶領漁民對抗官方的「高雄魚市會社」，成功詮釋了「勞工城市」的「大哥」該是什麼樣貌。
參考書目
一、史料
〈當局ごの折衝にしびれを切らしだ 高雄漁業は〉，《臺灣日日新報》，1929/7/30，第5版。
大坪與一，〈蕉實直移出問題顛末〉，《實業》，8(東京：實業社，1926.1)，頁76-79。
二、專書
中山馨、片山清夫(1940)，《躍進高雄の全貌》。台北：成文。
中村秀(1935)，《大坪與一翁小傳》。高雄市：出版單位不詳。
杉浦和作(1912)，《台灣商工人名錄》。出版地、發行社不詳。
岩田久太郎(1911)，《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
高橋傳吉(1934)，《杉本音吉小傳》。高雄州：出版單位不詳。
[1] 岩田久太郎，《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1)，頁16。
[2] 岩田久太郎，《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1)，頁16-17。
[3]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12。
[4] 所謂的艀船是港內接駁的小船，當時的基隆港，主船只能進到社寮島，接下來就要靠艀船接駁，所以艀船在運送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5]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12-14。
[6] 杉浦和作，《台灣商工人名錄》(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2)，頁343。
[7] 日東商船組員總代岡田雅次郎弔詞。參見：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71-72。
[8]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31。
[9]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48。
[10] 〈當局ごの折衝にしびれを切らしだ 高雄漁業は〉，《臺灣日日新報》，1929/7/30，第5版。
[11]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48。
[12] 大坪與一，〈蕉實直移出問題顛末〉，《實業》，8(東京：實業社，1926.1)，頁76-79。
[13]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25-27。
[14]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49-152。
[15] 《杉本音吉小傳》中曾提到杉本音吉於1896年入伍，但其他資料均記載杉本音吉於本年以富島組身份來到臺灣。
[16]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58。
[17] 杉浦和作，《台灣商工人名錄》(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2)，頁81、343。
[18] 岩田久太郎，《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1)，頁25-27。
[19]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09-110。
[20]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25-126。
[21]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59。
[22]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250。
[23]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03-104。
[24]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83。
本文作者：王御風、黃于津、吳孟青、杉森藍
發表於2016.11.19，第一屆高雄史研討會，2016年11月19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主辦。
全文可見：王御風、杉森藍、吳孟青、黃于津、許聖迪，《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高雄：高市文化局，201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