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船頭與英國領事館

高雄捷運橘線的終點站叫做「西子灣」,但車站實際所在地卻是哈瑪星,出捷運後得經「哨船頭」才能到西子灣,如果搭車前往西子灣(如果步行可選擇西子灣隧道,就不會經過哨船頭),路上就會經過哨船頭最出名的景點:打狗英國領事館,高雄市政府也在2013年特別設置了「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希望能重現這一段歷史。

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分為山上的英國領事官邸及山下的英國領事館,領事在山下靠近海邊碼頭辦公,旁邊有打狗海關(現為高雄海關宿舍),聚集在哨船頭的外商有事可以就近找領事協助。下班後領事可沿著山旁古道走回官邸,在景緻極佳的官邸中好好休息。而這個官邸以往被認為就是領事館,加上這是眺望高雄港最佳景點,遊客如織,因此「英國領事館」這個名稱名聲大噪,卻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嚴格說來,哨船頭可算是一個清末打狗的外國人社區,領事館、海關、洋商倉庫都在此。但清末打狗真正繁榮之處卻是隔著高雄港的旗後(今旗津),哨船頭原是清代水師駐紮之地,「哨船」之名即指水師的哨船。清末開港前後,洋商相中此地設置倉庫,可能是因為此地遠離商業區,又有軍隊駐守,較為安全,後來就演變成為打狗的外國人集中地。但希望能接觸人群的,例如傳教活動,卻還是以旗後為主。

也因此,我們經由英國領事館的設立過程,可以一窺清末外國人來到打狗的歷程,外國政府、商人、傳教士透過打狗港(今高雄港)的開港,進入高雄,以旗後與哨船頭為中心,建立海關、領事館、教會、醫館,帶來西方的行政、宗教、醫療體系,改變了高雄的風貌。

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西方打開了封閉已久的中國大門,但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無法滿足西方全面進入中國市場的渴望。1856年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1858年),開放了台灣四口(滬尾、雞籠、打狗、安平),該條約同時確立各口海關交由英人管理,兩者均對高雄(打狗)影響極大。

  1861年7月,新上任的英國駐台副領事官史溫侯(Robert Swinhoe)搭乘英國皇家金龜子號(Cockhafer)來台,因無法在府城登陸,遂改成在打狗上岸,後來陸續在府城、淡水設立領事館,後史溫侯認為台灣當時最高行政長官道台位於府城,有事要與其討論頗不方便,且南部二口外貿總額,為北部二口兩倍,史溫侯遂向英國駐華公使建議南遷,後也獲得同意,於1864年將領事館南遷至打狗,後更於1865年升為領事,但其來到打狗,領事館先是設在停泊在打狗港的三葉號(Ternate)上,後遷至旗後岸邊,更於1866年5月,向天利洋行(McPhail & Co.)租下在旗後新蓋的建築,這段歷史一直被誤以為就是哨船頭山上的建築,但實際上這時英國領事館一直待在旗後。[1]

  這位英國首位的駐台領事,其實最有名的身分是博物學家,他在台灣的時光,除了公務外,均致力於尋找、研究台灣的特有生物,並加以發表。例如藍腹鷴、台灣藍鵲都是史溫侯所發現,藍腹鷴甚至以史溫侯 (Lophura swinhoii,Swinhoe’s
Blue Pheasant譯為史溫侯藍雉) 為名,在領事館園區中,也可看到對史溫侯的特別介紹。

史溫侯

  在這段期間,除了英國領事館外,尚有打狗海關、洋行,以及醫療傳教士聚集在旗後,哨船頭是以洋商的倉庫為主,吸引洋商而來的,就是在高雄與屏東優良的糖產。但打狗其實不如府城繁榮,這些外國人會聚集於此,除了安平的港口在每年西南季風吹拂期間,海沙飄移,無法停泊洋船的缺點外,府城居民對於西方人的排擠,也使得外人聚集於較友善的打狗旗後,這部分的故事可以用傳教及醫療來說明。

西方人來到東方,除了貿易,最重要就是傳教。而傳教的方式很多種,在台灣最有效的就是醫療傳教,馬偕拔牙的故事更是深植人心。第一位踏上台灣土地的醫療傳教士是馬雅各(James L. Maxwell),其於1865年5月28日抵達打狗,3日後前往當時台灣第一大城—府城,並於西門城外看西街設立醫館及教堂。但因當地謠傳他會殺害漢人取腦漿,造成民眾恐慌,反對者包圍醫館,並揚言拆毀教堂,官府諭令其離開。[2]他只好回到最初來到台灣的打狗旗後(今旗津),於通山街租屋做為禮拜堂和醫館,就是今日旗後教會的前身,也是打狗醫療傳教的開始。

隔年(1866年)馬雅各醫師在旗後山腰下(今旗后燈塔下方)興建醫館,此為台灣首座西式醫院,不僅吸引了許多民眾來此看病,更有日後被稱為西方「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在此坐鎮,其於1866年6月派駐至打狗擔任海關醫官,也在此看診。萬巴德醫師在打狗時常碰到瘧疾,引起其興趣,最後發現瘧疾是由寄生蟲所引起,並藉由蚊子傳播,為瘧疾的防治邁出一大步,使其被尊為「熱帶醫學之父」,日後其於香港創建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就是孫中山的母校。[3]


馬雅各醫師

但南部民眾對傳教士的排斥,使得傳教工作難有進展,1868年更爆發「鳳山教案」,鳳山縣許多教堂被焚毀,甚至有教徒致死,這使得駐打狗的英國代理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非常不滿,在與大清官員溝通未獲共識情形下,於1868年派軍艦砲擊並佔領安平,迫使清廷承諾會讓傳教士到府城傳教,於是馬雅各醫師可以重返府城行醫及傳教,其於二老口再設教會與醫館,這間醫館被稱為「舊樓醫館」,1871年馬雅各醫師返回英國休假,1874年英國宣教師們新蓋一間醫館,遂被稱為「新樓」,也就是今日「新樓醫院」的前身。

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傳教士是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1867年奉派來台灣,是長老教會第一位派到台灣的牧師,其到台灣時,馬雅各醫師正在旗後宣教,故其也落腳打狗。1868年馬雅各醫師轉赴府城後,李庥牧師以旗後為中心繼續宣教,李庥牧師除傳教外,更重視於傳教人才的培育,其在旗後成立「傳教師養成班」,更在府城新樓設立「大學」(今台南神學院)後,但在東奔西跑下,李庥牧師因積勞成疾,於1879年9月感染瘧疾,不幸過世。

李庥牧師過世後,其夫人繼承遺志,成為台灣首位女傳教師,致力於婦女傳教,並積極創建女學,在其努力下,於1887年2月開學,此為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也就是今日的台南市長榮女子中學。[4]

除了傳教士、醫生外,還有許多外國人也來到旗後,例如著名的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於1871年遇到馬雅各醫師,隨其來到台灣,留下許多台灣最早的攝影作品,其中一張哨船頭的照片,更可以證明當時哨船頭尚未興建英國領事館。

1871年約翰湯姆生拍攝之哨船頭

換言之,清末西方到台灣,帶來新的宗教、醫療、教育、貿易的過程,打狗其實占了很重要的因素。但隨著安平砲擊事件,洋人可以重返府城,加上清廷允許洋商可以在安平填海造陸,興建其所需,洋商開始將營運基地轉到府城,加上打狗港日漸淤積,[5]遂使打狗與安平的地位開始轉移。

雖然如此,英國仍由位於上海的工務衙門主導,開始在打狗尋找興建領事館的土地。1869年,英商水陸行(Brown & Co.)獲得台灣道黎兆棠許可,自費工本,填築海灘官地。[6]而怡記洋行、英國領事館辦公室、清國海關,均由此官地而來,再經台灣兵備道分配的結果。[7]1876年,英國領事館租下上述土地。工務衙門的馬歇爾(Francis Julian Marshall)在1877年1月2日,成功由哨船頭地主盧天送租下哨船頭山上的一塊土地,英國於1878年在山下興建英國打狗領事館,1879則在山上完成領事官邸。[8]

但哨船頭英國領事館興建完畢後,打狗在外商心中的地位仍依舊下滑,而位於山上的領事官邸,又遭遇颱風等襲擊,使得這一棟建築,使用者並不多,較有名是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或譯華倫),她的夫人在此過世(1884年),也葬在打狗的外國人墓園。

1895年,大清割讓台灣與日本,在台灣的英國領事館也就由東京大使所管轄,英國更檢討打狗設置領事館的必要性,加上台灣總體政經轉移至北部,領事業務遂逐漸移至淡水,1925年更將其售予日本政府,結束英國在此地的經營。但英國領事館、海關、洋商倉庫遺址仍舊存在於哨船頭,走一趟哨船頭,不僅可以近距離看到大船入港,更能體會百年前洋人到此所帶來的衝突與進步。


[1] 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打狗英國領事館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高市:林富男,2007年),頁2。

[2] 潘稀祺,《台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傳》(台南: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2004年),頁40-51。

[3]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頁212-215。

[4]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台北:日創社,2007年),頁51-55。

[5] 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打狗英國領事館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頁31。

[6] 葉振輝,《打狗英領館的文化故事》(高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18。

[7] 張守真、葉振輝、楊玉姿,《哈瑪星的文化故事》(高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28。

[8] 楊玉姿,〈高雄州水產試驗場(英國領事館)及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登山古道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高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年),頁2-10-2-11。

本文作者:王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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