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日治高雄築港崛起的勞工領袖-以大坪與一及杉本音吉為例

壹、前言

踏入高雄市覆鼎金公墓入口處,隱藏在萬姓祠後方,有一座雄偉氣派的墓園,建築形式與格局明顯異於台灣人墓,莊嚴大器的碑石聳立、石燈籠裝點其中,呈日式墓園形式,其墓主即為日東商船創辦人—大坪與一;同在覆鼎金公墓內,有另一座形勢氣派的墓園深藏在墓區羊腸小徑中,其墓主為大阪組(後改組為台灣運輸株式會社)創辦人—杉本音吉,戰後該墓園更成為臺灣南部地區日本人遺骨安置所,至今仍由臺灣日本人會在此舉辦慰靈祭。

 


圖 1:大坪與一之墓,靜靜躺在高雄市覆鼎金墓園入口處
圖片來源:吳孟青攝於2015/4/29

 


圖 2:2015年11月慰靈祭
圖片來源:吳孟青攝

 

日治時期從日本渡海來高雄發展的日商不少,卻多在成功後返回日本母國,如古賀三千人以在打狗奠定的雄厚社經實力,返日從政,又或如淺野總一郎這類的財閥,僅視台灣為事業版圖中一處根據地,待狀況穩定便交由當地負責人打理,這類外來日商,並無長期居留之打算。大坪與一、杉本音吉則是從打狗崛起、深耕於此的在地日商,積極參與地方事務,進而成為高雄地區的領導階層,死後更葬於此地,顯見他們與高雄之間淵源深厚。

細數二人在高雄的發展歷程,會發現兩人同樣崛起於運輸界,並同樣於打狗築港初期轉入打狗,顯示打狗築港成為新的契機,吸引有膽識者紛紛前來一展抱負,在此成就新天地。

自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新領地後,日本政府為有效落實統治機制,以及將台灣物資運往母國,積極規劃各項交通建設,其中尤以縱貫鐵路、築港計畫對台影響最大。1908年基隆到打狗縱貫鐵路完工通車,開啟了台灣西部運輸業的新頁,然而打狗港雖有鐵路接駁陸路運輸,海陸運輸接駁效率卻受限於打狗港本身的地理環境不佳。因打狗港內多有岩礁暗石,水域又不夠深,吃水噸位重的大型貨船難以入港,貨物通常須仰賴苦力搬運至駁船上,[1]再由駁船搬運至輪船上,縱然後來歷經港埠建設,搬運設施大有改善,但是在現代貨櫃出現以前,貨物無論是從鐵道、汽車或牛車運至碼頭或倉庫內,皆須苦力搬運,因而發展出像日東商船組和大阪組等此類以經營客/貨於海陸接駁、裝卸的小運送業組合(即運輸公司)。

運輸業需要仰賴大量勞動人口,此類勞動者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陸上的搬運人夫(案:小工),1910年約須500人。第二,船上的搬運人夫,又可分為船艙內的搬運人夫和甲板上的搬運人夫,約須300人。第三,駁船上的監督、船頭和舸子,後兩者應該是船乘業者或船夫。[2]

大坪與一和杉本音吉最初渡海來台時,首先落腳的地方都並非打狗,卻皆因看好打狗築港後的發展而來。運輸業須仰賴大批勞工,兩者皆出身勞動背景,性格上又富俠義精神,故能受到勞工界的愛載,進而成為雄霸一方的社會領導階層。

貳、大坪與一及日東商船的創建

大坪與一生於慶應元年(1865)12月25日,肥前國神崎郡千歲村(即今九州佐賀市)人,為家中長子。早年曾到橫須賀擔任造船工人,但他一心從軍,因此在明治20年(1887)12月後成為陸軍二等軍曹,開始他短暫的軍事生涯,其間還曾至北海道擔任屯田兵幹部。明治24年(1891)因家中有事,離開軍職返家,改從事土木承包業和漁業,後來因為北海道的經驗,決定與同鄉另兩位盟友前往千島開發。

 


圖 3:大坪與一
圖片來源:高雄港勢展覽會,《高雄港勢展覽會誌》(高雄市:高雄港勢展覽會,1931),照片無頁數。

 

明治28年(1895)甲午戰爭爆發,大坪與一後應召投入甲午戰爭,但當時戰役已進入尾聲,不久便退役。雖然如此,大坪與一仍以收到的退伍徽章及資金60圓到神戶開始從事運輸,這也是他首次接觸運輸業,對日後生涯有極大影響。

明治29年(1896),一直勇於到新世界冒險的大坪與一,對於剛成為日本帝國新領土的臺灣非常有興趣,因此在明治29年(1896)9月,大坪與一偕同妻子前往台灣北部的基隆,當時基隆是台灣最重要的港口,所以大坪與一先至基隆尋找機會。起初,他先進入南洋組,結果南洋組馬上倒閉,後來進入大阪商船會社,但薪水並不高,因此還曾與友人共同經營旅館「西肥館」,然而營運狀況不佳,不久就倒閉了。[3]只是,從此時期便可看出,大坪與一對於跨領域的投資,興趣濃厚且相當勇於嘗試。

就在此時,大阪商船會社委託他經營商船艀船部,[4]大坪與一看好艀船業的前景,剛好陸軍補給廠有便宜轉讓的駁船,便買下這批船隻,成立大坪艀船組,開啟了他在台灣的運輸事業。

明治32年(1899),大阪商船會社船內荷役業者(即運輸業者)高砂組與大坪艀船組合併,組織合資會社基隆商船組,但從1899年起,基隆連續三年遭受暴風雨襲擊,大坪與一賴以維生的32艘船被吹到陸上,損失慘重,但員工們仍努力維持,過了不久日俄戰爭開始,為了運送軍需用品,大坪與一帶領員工不眠不休工作,不過當時多數大型船舶都被徵用,而且金融蕭條,事業收入明顯減少,但基隆商船組卻在大坪與一領導之下度過重重難關,甚至經營的有聲有色。 [5]

1901年2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橋仔頭設立首座現代化製糖工廠,南部製糖工業興起,打狗港因運輸廠房設備機具、糖業製成品,開始蓬勃發展,不久後原本腹地狹小的打狗驛便不敷使用,遂由鐵道部於明治37年(1904)以填海造陸方式,填築出「鐵道部埋立地」,於明治40年(1907)完工擴大了倉庫面積。接著明治41年(1908)打狗港正式展開第一期築港工程,港內皆須仰賴大量的勞動人口。此時,大坪與一發揮他精準的眼光,看好中南部發展,於是明治38年(1905)在臺南、打狗、安平設置分公司,作為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代理店三井物產株氏會社專屬的貨運商。明治42年(1909),大坪與一更將本店移到打狗驛構內 (即車站內附設商店,新濱町一丁目1番地),[6]並改稱為日東商船組,正式開啟了他在高雄的運輸事業,同時他也將戶籍從基隆街三沙灣13番地寄留至打狗,並且當時也有員工—松本松次(大工職),隨大坪與一遷徙而來並寄留於戶下。

除了打狗外,大坪與一在基隆的事業仍有延續。原本基隆和花蓮之間的海運只倚靠大阪商船的東沿岸船,旅客和貨運都諸多不便,大坪與一說服日本郵船會社,從大正3年(1914)10月起,郵船會社以4000噸級的小倉丸,開始經營基隆和花蓮之間的定期航路,日東商船也以此經營花蓮港和基隆,頗受歡迎。大正4年(1915)佐久間總督進攻太魯閣原住民的軍隊,也是由大坪與一負責運送,但大正7年(1918)一戰時,小倉丸被徵召,本航路廢止,也使他的東部事業中止,這對大坪與一來說是一大遺憾。

在大坪與一的努力下,日東商船組成為全臺最重要的運輸業之一,在全臺擁有28個分店與出張所,建立起運輸網,也經營了臺灣、明治、大日本、帝國、新高各製糖會社的產品運輸,其數量幾乎到達本島產糖量的一半之盛況,除此之外,大坪與一也負責運送了興建日月潭電廠,以及嘉南大圳的材料。在其過世時,日東商船組共有30間分店,員工達600名,家族親友共2000人,業務處理量高達300萬噸。[7]

 


圖 4:日東商船組廣告
圖片來源:芝忠一,《新興の高雄》,廣告頁1。

 

大正9年(1920)前後,日本經濟不景氣,外地日商(大財閥)停止對高雄的投資,將注意力轉回他們的根據地,大坪與一遂把握機會,在1920年代跨出運輸界,連續三大投資案(1921年的「高雄劇場株式會社」、1925「高雄製冰會社」、「高雄共榮自動車株式會社」),與在地商人合縱連橫,成為領導高雄在地日商的龍頭。

除了三大產業之外,大坪與一在此期間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在政治上,陸續擔任了高雄街、市及州協議員,可見其在高雄市代表性,也常捐助各項社會事業、神社、佛閣,如高雄神社的大鳥居也是他捐贈的,也曾將某間陷入營業困境的建物買下,經改裝後捐給社會事業,成為免費居住的社會住宅,提供社會救濟之用。[8]

大坪與一還有另一種性格,就是為了勞工權益,常會槓上權貴,甚至是官方。早年與杉本音吉攜手合作成立的「高雄勞働需給組合」,是為了碼頭工人,而「高雄製冰會社」則是對抗「日東製冰會社」的壟斷,這種風格,在高雄魚市及香蕉的事件更展露無疑,大坪與一和漁民與蕉農站在一起,對手則是半官方的「高雄魚市株式會社」及「青果組合」。

高雄漁業的改變,可從大正10年(1921)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在湊町設立現代化魚市場談起,後因大正11年(1922)市場經營規則改變,臺灣海陸會社於大正15年(1926)約滿後退出,由高雄州水產會接手經營,同時(1926)也創立了高雄魚市株式會社,主要目的就是經營高雄魚市場,由當時的高雄漁業組合長高橋傳吉擔任會長。

當時高雄漁業組合幹部主張會社應降低手續費及增加仲介人數,由於高橋傳吉在組合長任內也呼應這些主張,因此其就任魚市株式會社社長時,漁業組合成員無不期待上述主張能夠落實,不料高橋傳吉無意於此,遂使得組合成員非常憤怒,在繼任的組合長杉本音吉領導下,與高橋傳吉展開對抗,沒想到杉本音吉突然過世,遂由大坪與一繼承其遺志。

昭和3年(1928)7月,大坪與一擔任漁業組合長後,再次提出改善問題,但高橋傳吉依舊沒有回應。昭和4年(1929)4月,高橋傳吉任期將滿,但其表達續任意願,漁業組合認為與其無法溝通,於是舉辦漁業總代會,選出六名實行委員,實行委員之一的川添則二表示生產者僅能拿到漁獲的六成,其餘都被中介及會社剝削,呼籲大家支持由漁業組合直接進行販售(共同販賣),也獲得全體會員的支持。[9]

雙方的爭鬥持續進行,當年秋天,高橋傳吉將同時擔任魚市會社的取締役大坪與一解職,結果高橋傳吉也被迫離職,雙方兩敗俱傷。一些不滿高雄漁業組合者,也與新設立的高雄水產同志會社跟魚市會社互通聲息,與高雄漁業組合對抗。這些紛紛擾擾,使得高雄漁業組合在大坪與一主導下,於7月28日開會決定高雄漁業組合直接販售,不再透過高雄魚市株式會社,並開始與日本及臺灣的特約店接洽,於10月23日執行,[10]此舉讓高雄漁業界局面更加紛擾。最後由兼任水產會長的高雄州知事太田吾一出面調停,因而共同販賣僅僅實行一個月,在11月23日就中止,[11]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與高雄漁業組合相同,香蕉事件中,大坪與一也是站在蕉農的一方。在當年,種植面積在平地一甲及山地三甲以下的蕉農無法加入青果同業組合,這些生產者於是計畫共同開設「共同荷造所」(荷造為包裝之意),將香蕉直接輸送到日本販賣,這批蕉農找上了大坪與一請求協助,大坪與一立即同意,並於大正17年(1928)6月與蕉農們簽訂契約,負責運送。

但要將香蕉運至日本,需要殖產局的同意,當局認為他們沒有透過青果組合,這種作法會破壞規矩,不予贊同。大坪與一此時展現其鬥志,堅持自己主張,繼續交涉,當時有員林產的香蕉運送到基隆港,大坪與一為了讓這些香蕉可以上船運往日本,與船公司談判,但船公司明言,殖產局長指示不可讓大坪與一的香蕉上船,大坪與一對此,要求殖產局提出為何拒絕的理由。

經過磋商,官方回答,只要符合臺灣青果物同業組合第四條之規定,也就是加入生產組合就可以將香蕉運走,但大坪與一派的農民根本無法加入。就這樣堅持了四個月,在基隆港堆積了如山的香蕉也都腐敗了,大坪與一終於宣告失敗,日後大坪與一以「香蕉直移出折衝顛末」 [12]為題,詳細記錄了這件事,也喚起了社會的注意。[13]

不管是漁業組合或香蕉運輸事件,都看得到大坪與一為了基層勞工,勇於衝撞體制的一面,雖然最後結果都無法動搖體制,但也看得到為什麼大坪與一會在勞工都市高雄中受到歡迎的原因。

参、杉本音吉與大阪組的創建

杉本音吉出生於明治6年(1873)3月,大阪府下南河內郡柏原人,少年時多在村里打架惹事,父親命令他永遠離開村子,他就流浪到了大阪街頭(之後行蹤不明)。[14]明治29年(1896)以大阪商船會社專屬的運輸業「富島組」身份來到臺灣,[15]同年在淡水成立「滬尾組」、安平成立「大阪組」,但對於他在淡水的事蹟,少有記載。

杉本音吉真正的活躍是從安平開始。在安平時期,港口設施並未完備,需與惡流怒濤搏鬥,陸上則常有抗日民軍出沒,加上當時環境不佳,死於惡疾的人也不少,杉本音吉與他的屬下夥伴們努力工作,雖然在經濟上仍常要勒緊褲帶,但他任俠好義,且敢於冒險的行徑,不僅讓他「長船」的俠名轟動安平,更收服一群好夥伴。[16]

杉本音吉在安平的時光,雖然奠定了他在碼頭工人中的地位,但仍無法獲利,在大坪與一將總社遷來打狗的翌年(1910年),杉本音吉同樣看出打狗港潛力,決定將大阪組搬來打狗。最早於打狗港的哨船頭街設輸入部、濱線設輸出部、埋立地設勞力請負業。[17]其業務內容包含:裝卸大阪商船船隻的貨物與行李,港內艀船的駁運,以及港口貨物裝卸運輸所需大量勞動人口之調度等。1912年間有艀船17艘,僅次於台灣製糖與三井物產。[18]

當時杉本音吉剛好趕上打狗築港(1908-1912)的勞力需求,而大批湧入的工人,政府一時無法管理,大哥杉本音吉的出現,不僅協助了政府,也將其事業推上顛峰。

杉本音吉剛到打狗(明治43末到44年,1910-1911)時,高雄港內運輸業剛起步,競爭者眾,十分激烈,以勞力工作為主的苦力也不例外。苦力通常會由一個帶頭大哥,帶領10至30人的小團體,價錢上也漫無標準,常常為了趕時間,晚上需要加班,工資就必須增加,但到了第二天,帶頭大哥又會以昨天晚上的價錢為基準要價,要脅若不照此就罷工,使得每天幾乎上演爭吵、爭搶地盤、打架,甚至殺人的事件。[19]

當時打狗支廳的巡查不到五十人,對於如何管理苦力,傷透腦筋,一日兩個警察在取締賭博時被苦力打死,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支廳長為此到現場調查,左思右想,覺得應該找位有力的協調者出面解決此問題,於是拜託杉本音吉出面,召集了五十位左右的苦力頭到支廳協調。

之後支廳長與苦力頭達成協議,採連坐法管理。苦力頭皆聽杉本音吉管轄,警察也委託杉本負責苦力全體事宜。若有苦力頭不聽從杉本音吉的吩咐,只要杉本音吉報告支廳,支廳會立刻做出處分。由於苦力頭們對杉本音吉極為瞭解及信賴,對此也無異議接受,因此維持了良好的秩序。[20]

雖然事件圓滿落幕,但碼頭苦力該如何管理,絕不能坐視不管,支廳當局再度找上大家都信服的杉本音吉,成立了勞動組合,由杉本音吉擔任組合長,苦力頭擔任勞動組合役員,並在哨船頭設立了合宿所來收容這些苦力們。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大正8年(1919)正式成立高雄勞働需給組合,大坪與一成為組合長,大正13年(1924)杉本音吉接任,直到他昭和3年(1928)2月逝世為止。

 


圖 5:杉本音吉喪禮
圖片來源:〈杉本音吉氏葬儀〉,《臺灣日日新報》,1928/2/22,第2版。

 

相較於大坪與一,杉本音吉對於跨產業投資的興趣似乎不高,因此在大坪與一呼風喚雨的1920年代,很少看到兩者的聯手,杉本音吉僅於大正10年(1921)將「大阪組」擴大為「臺灣運輸株式會社」,[21]及接手「高雄漁業組合」,此事應與漁業組合多為漁業基層人員有關,在漁業組合與高雄魚市會社對抗的時刻,杉本音吉當然是底層漁民所想到的不二人選,在杉本音吉過世後,老戰友大坪與一接手,立即就與高橋傳吉展開一場對抗。

這也可看出杉本音吉在高雄人心目中的印象:有義氣、會為基層弟兄著想的大哥,具體的印象就在體現在高雄消防組。

高雄消防組前身是於明治44年(1911)12月,由清水政之助私人設置的打狗消防組,因為清水政之助酒品不好,許多市民怕有危險性,而當時杉本剛從安平移到高雄不久,支廳長跟清水組長商量後,就請杉本音吉接任。大正4年(1916)打狗消防組正式成為官方的支廳直屬消防組,[22]杉本音吉一直擔任組長,直到其1928(昭和3)年過世為止,其間出錢出力,才讓高雄消防組漸具規模,前後任期共18年。他為了提昇消防組員的素質,給了消防組員三個須知:一、消防人的人格養成,需要獲得世人信賴,將其生命財產託付給你保護。二、遇到災禍需要有不顧己身性命的覺悟與勇氣。三、為了自身萬一的情況的時候沒有後顧之憂,需要從平常就有充分的心理準備。[23]

消防組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極大,杉本音吉對於高雄消防組的盡心盡力,讓高雄市民懷念不已,在其死後,於昭和7年(1932)在壽山上設立紀念碑,紀念其對高雄市的貢獻,[24]這就非大坪與一所能及。

 


圖 6:壽山公園杉本音吉紀念碑
圖片來源: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書首圖。

 

肆、結語

日治前期,在總督府與外來日商聯手打造下,將原來的打狗小漁村,變成臺灣南部的重要港市,並於大正9年(1920)成為高雄州的行政中心。但這批功臣,在「打狗」更名為「高雄」後,紛紛離開高雄,如淺野總一郎,此地並非其主要事業基地,原本就不可能久留,也有如古賀三千人,在高雄羽翼豐滿後,就高飛北上。而就整體大環境來說,大正9年前後因鈴木商店爆發的金融危機,也讓這些外地商人止步,留在原有根據地保護資產,而高雄的發展,則由在地商人接手。

在這段期間,高雄最有名的商人就是大坪與一及杉本音吉。兩者崛起事業雷同,都是與高雄港密切相關的運輸業,死後墳墓也都在覆鼎金,迄今依舊可見,個性更是相似,都是屬於「大哥」性格,畢竟運輸業與勞工密切相關,兩人願意為勞工仗義執言,也獲得大批勞工支持,從此可看到高雄的勞工城市屬性,從日治時期就非常鮮明,連在地日商的領袖,也都要有幾分的大哥氣息。

大坪與一與杉本音吉最大不同,在於對企業經營的策略。大坪與一擅長合縱連橫,因此在外來商人離開高雄之際,他聯合了在地高雄的台、日籍商人,共同合作經營「高雄劇場」、「高雄製冰」、「高雄共榮車」,帶動高雄的現代化,成為一方霸主。

杉本音吉雖然對跨界經營興趣不大,但對捍衛勞工權益及居民安全非常堅持,日人住屋多為木造,常衍生火災,消防隊也就因此誕生,杉本音吉長期擔任高雄消防隊隊長(消防組組長),而攸關勞工的「高雄勞働需給組合」也是由他與大坪與一催生,在其辭世前,更接手「高雄漁業組合」,帶領漁民對抗官方的「高雄魚市會社」,成功詮釋了「勞工城市」的「大哥」該是什麼樣貌。

 

 

參考書目

一、史料

〈當局ごの折衝にしびれを切らしだ 高雄漁業は〉,《臺灣日日新報》,1929/7/30,第5版。

大坪與一,〈蕉實直移出問題顛末〉,《實業》,8(東京:實業社,1926.1),頁76-79。

二、專書 

中山馨、片山清夫(1940),《躍進高雄の全貌》。台北:成文。

中村秀(1935),《大坪與一翁小傳》。高雄市:出版單位不詳。

杉浦和作(1912),《台灣商工人名錄》。出版地、發行社不詳。

岩田久太郎(1911),《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

高橋傳吉(1934),《杉本音吉小傳》。高雄州:出版單位不詳。

 

 

 

[1] 岩田久太郎,《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1),頁16。

[2] 岩田久太郎,《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1),頁16-17。

[3]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12。

[4] 所謂的艀船是港內接駁的小船,當時的基隆港,主船只能進到社寮島,接下來就要靠艀船接駁,所以艀船在運送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5]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12-14。

[6] 杉浦和作,《台灣商工人名錄》(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2),頁343。

[7] 日東商船組員總代岡田雅次郎弔詞。參見: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71-72。

[8]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31。

[9]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48。

[10] 〈當局ごの折衝にしびれを切らしだ 高雄漁業は〉,《臺灣日日新報》,1929/7/30,第5版。

[11]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9-48。

[12] 大坪與一,〈蕉實直移出問題顛末〉,《實業》,8(東京:實業社,1926.1),頁76-79。

[13] 中村秀,《大坪與一翁小傳》,頁25-27。

[14]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49-152。

[15] 《杉本音吉小傳》中曾提到杉本音吉於1896年入伍,但其他資料均記載杉本音吉於本年以富島組身份來到臺灣。

[16]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58。

[17] 杉浦和作,《台灣商工人名錄》(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2),頁81、343。

[18] 岩田久太郎,《明治四十四年打狗港》(出版地、發行社不詳,1911),頁25-27。

[19]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09-110。

[20]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25-126。

[21]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359。

[22]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250。

[23] 高橋傳吉,《杉本音吉小傳》,頁103-104。

[24]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83。

 

本文作者:王御風、黃于津、吳孟青、杉森藍

 

發表於2016.11.19,第一屆高雄史研討會,20161119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主辦。

全文可見:王御風、杉森藍、吳孟青、黃于津、許聖迪,《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高雄:高市文化局,2017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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