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高雄市研究回顧與展望

2010年底，因縣市合併，高雄市將與高雄縣共組新高雄市，高雄市研究也將因行政區域的變動而有所不同，故本文回顧1945年至2010年間高雄市研究的成果，藉以展望未來新高雄市之研究趨勢。

本文由四個面向討論戰後高雄市的研究：一是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對高雄市之研究，主要以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及兩本刊物《高市文獻》、《城市發展》為討論焦點；二是1990年代後，以民間為主的「高雄學」發展；三是博碩士論文中，以「高雄市」為主題之探討；四是以「高雄市」為主題之論文。經由此四面向之分析，可發現早期高雄市研究相當罕見，主要以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修撰市志為主，直到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於1979年創辦《高雄文獻》（《高市文獻》前身），才開啟高雄市研究之風氣，1990年代以後，不僅有民間研討會舉辦，博碩士論文及一般論文也大量增加，但研究趨勢由原來的文史轉為教育、公共事務等政策之探討，此也將影響縣市合併後，政府組織調整，對於文史機構之裁減。

圖片來源：何彥廷攝

今（2010）年年底，高雄地區的行政區劃，將因高雄縣市之合併而有重大改變，其影響所及，不僅僅是政治層面，文化等面向亦有所影響。由於臺灣各地的地方研究（或稱地方學），多半以行政區劃為界線，故以往對於高雄市及高雄縣的研究，雖均可稱之為「高雄研究」，但仍各自發展出不同脈絡，日後在行政區域合併後，此情形將有所轉變，故在高雄縣市合併前，回顧1945年至2010年期間，以高雄市為研究所得之成果，並展望未來高雄市研究的發展，亦特別有意義。

戰後高雄市研究，大抵可分為四部分：首先是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所出版之專書及刊物，其中又以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所出版最為重要，尤其是《高市文獻》，長年下來累積許多研究作品，成為高雄市研究的寶庫。除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外，主管市府研究、考核的高雄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也對此有所貢獻，該機關刊物《城市發展》雖然創刊時間不如《高市文獻》久遠，但所討論議題多半以高雄市為中心，也成為討論高雄市的另一主要刊物。而《高市文獻》與《城市發展》兩者因其主管機關之緣故，對於探討高雄市的焦點亦有所不同，《高市文獻》著重在高雄市歷史之探討，《城市發展》則鎖定在實務面，以高雄市公共政策之討論為主，各有所長，也豐富了高雄市的研究。

其次是民間、學院，甚至是官方亦有參與的「高雄學」發展。臺灣的地方學發展，約莫起於1990年代，伴隨著臺灣史受到重視，以及社區營造運動崛起而興起。[1]在高雄市，可歸納進入「高雄學」發展者有眾多支流，其中以黃俊傑教授所主導之一連串研討會最具規模，其次則如空中大學、社區大學，以及高雄市相關大學亦有參與，至今仍持續發展。

第三是國內各大專院校研究生所撰寫關於高雄市的研究論文，在1990年代大學院校快速成長後，碩博士論文的數量也呈現跳躍式成長，其中以高雄市為主要討論議題的碩博士論文也大幅增加，其中亦有許多以單篇論文發表，對高雄市研究，不論在數量及品質上，都有許多貢獻。

最後則是除上述外，在國內各大期刊所發表高雄市相關研究之文章，因國內期刊眾多，故此將以國家圖書館所蒐藏之文獻為主，並做進一步討論。以下就此四部分，逐一分析：

一、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刊物：《高市文獻》、《城市發展》

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刊物中，《高市文獻》及《城市發展》為兩本針對高雄市研究之刊物，其中以《高市文獻》及專職於高雄市文獻保存、整理、出版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最為專業，也是研究高雄市歷史發展最重要的單位及期刊，對高雄市歷史研究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以下就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之發展及高市文獻之內容，做較詳細之敘述。

（一）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及《高市文獻》

臺灣各縣市的地方文史研究，許多成果多出自於各縣市政府中的專責機關，高雄市的專責機構為高雄市文獻委員會。該會最早成立於1952年（民國41年），其成立與中央政府之政策有關，《重修高雄市志》中針對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的成立記載兩者之關係：「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台灣光復後，政府為整理文化遺產，保存地方文獻，用以闡揚中華文化與台灣血緣關係，俾世人詳析我先賢篳路藍縷已啟山林之艱難，民國四十一年台灣省政府以肆壹己文府績丙字第四三二九號代電轉內政部飭令各縣市成立文獻委員會，專司其事，高雄市政府乃交由教育局籌備，是年八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台灣省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

高雄市文獻會的工作，從1952年開始，最早僅由市政府教育科中股長周西伯兼辦，當年8月1日，高雄市文獻委員正式設立，內部編制，僅設主任委員一人，編纂組長一人，組員僱員各一人，主任委員會由當時市長謝掙強兼任，並派張瑞芙為編纂組長。開辦之初，於市府三樓辦公，首先擬定「工作計畫」及「市志綱目」等項，其最重要工作即為纂修《高雄市志》。當年12月9日邀集有關人員舉行會議，通過提案七項：一、工作計畫草案。二、徵集市志資料辦法草案。三、設立文獻資料採集站辦法草案（附資料採集站負責人員一覽表）四、特約編纂稿酧辦法草案。五、編纂須知。六、志稿評審小組評審辦法草案。七、組織規章草案，完成草創之基本工作。旋推舉陳漢平、鄭四川、王隆遜、蔡景軾、許成章等五人為評審小組委員，由陳漢平為召集人。嗣以業務擴展，內部分設編纂，採訪總務三組以資分工，並增設副主任委員一人駐會辦公，以總其成。遴聘地方名流碩彥多人為顧問委員，以廣見聞而收集思廣。

1954年（民國43年）元月間，張瑞芙辭職，張源被派任為首任副主任委員，委員陳彬森、杜賢達、張樹藩先後到任，並於當年8月遷至高雄市立圖書館二樓辦公，在張源任內編印《高市文物》半月刊，此為《高市文獻》之前身，先後出版6期。同年9月張源調職，班劍初繼任副主任委員，限於經費人力，在志稿未徵集彙編前，仍繼續編印《高市文物》季刊，至1957年（民國46年）6月，共編印《高市文物》季刊8期，並完成《高雄市志》概述篇。

1957年（民國46年）8月，潘廷幹繼任副主任委員，因經費有限，其決定將每年高市文物之經費，轉而撰寫《高雄市志》，[3]故此階段文獻委員會之主要工作為撰修《高雄市志》。而該會於1972年（民國61年），為配合政府精簡機構，將其併於市府民政局，改設文獻課，唯文獻委員會的名稱仍保留，以襄助修志事宜，而《高雄市志》也在1974年（民國63年）全部撰修完畢，計有概述篇、續修概述篇、大事年表篇、港灣篇、民政篇、教育篇、財政篇、藝文篇、自治篇、衛生篇、地政篇，共12篇，為首部高雄市志，也留下許多寶貴的資料。

1979年（民國68年），高雄市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始恢復設置「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仍隸屬民政局，主任委員會由民政局局長兼任，另置副主任委員一人，兼任委員六至十二人，由學者專家組成。會內則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會務，下設編纂、總務二組，依法執行文獻收集、整理、保存相關業務。[4]此時期最重要為1979年開始出版《高雄文獻》，於1988年改為《高市文獻》季刊，每逢3、6、9、12月出版，該期刊成為高雄歷史研究最重要刊物。

除了《高雄文獻》及《高市文獻》的出版，此時期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也開始進行高雄市志的第二次纂修：《重修高雄市志》，由1985年開始，共歷經8年，於1993年完成，除卷首卷尾外，共計13卷，分別為卷一地理志、卷二民政志、卷三教育志、卷四財政志、卷五地政志、卷六衛生志、卷七工務志、卷八經濟志、卷九交通志、卷十司法志、卷十一警衛志、卷十二人物志、卷十三文物志。與《高雄市志》相較，少了港灣篇、自治篇、藝文篇，多了地理志、工務志、經濟志、交通志、司法志、警衛志、人物志，不僅補充了《高雄市志》缺少之處，也可看出高雄市歷史研究關注層面的改變。

1993年（民國82年）9月29日，高雄市政府調整機關組織，將「高雄市孔子廟暨忠烈祠管理委員會」併入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則不再由民政局長兼任，改設專職一人，首任主任委員為候輝煌，兼聘委員六至十二人，下設編纂組、管理組、行政室，並置祕書一人襄助主任委員。編纂組掌理市志專刊之編纂、文獻資料之徵集保管及孔子學說之宣揚等事項；管理組掌理孔子廟、忠烈祠之廟祠環境維護及相關奉祀祭典業務；行政室掌理研考、文書、事務管理等事項。至此，文獻委員會更受倚重，除了市志及文獻編纂外，更掌管孔子廟、忠烈祠及革命史蹟資料館，主任委員亦由專人出掌，此時期的成績亦不俗，[5]此階段歷任主委共有候輝煌、黃順明、冬啟程三位。

在研究方面，改組後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除持續出版《高市文獻》外，並於1993年開始纂修《續修高雄市志》。雖然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才剛完成《重修高雄市志》，但在1990年代本土化抬頭後，地方志書的修撰進入高峰，[6]故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亦於1993年委託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黃耀能主持纂修《續修高雄市志》，在1999年（民國88年）完成。全志除卷首、卷尾外，共分10卷，分別為卷一自然志、卷二政事志、卷三財政志、卷四經濟志、卷五交通志、卷六工務志、卷七交通志、卷八社會志、卷九文化志、卷十人物志。因1993年方完成《重修高雄市志》，故《續修高雄市志》不僅與高雄市政府各局處業務接軌，內容更為詳細，如〈工務志〉分為都市計畫、國宅、公共工程、建築管理等篇，就與當時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各處業務相關，執筆者也多為相關業務主管者，對於高雄市政府當時所推動的工務相關業務及構想，自然相當瞭解與深入，也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續修高雄市志》中還包括許多對高雄市詳盡且專精的研究，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在〈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中對於高雄市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仍是如今公認對此議題最完整之研究，都讓《續修高雄市志》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1993年的改組，也正逢臺灣史逐漸受到重視，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除了定期出版《高市文獻》及纂修《續修高雄市志》外，對於研究專書的出版也開始重視。在1980年代，專書以市政回顧為主，到了1990年代，開始對於高雄市歷史進行專門的研究，也有口述歷史的進行，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也成為高雄市歷史研究的中心。

除此之外，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也積極參與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年友會。成立於1970年（民國59年）的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從1976年（民國65年）開始舉辦會友年會，由臺灣省、台北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輪流舉辦，[7]每次在高雄市舉辦，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總能善盡地主之誼，賓主皆歡。

2003年（民國92年）1月，高雄市文化局成立，經過組織調整，文獻會歸屬於與其性質較相近之文化局，歷任主任委員為冬啟程、楊景旭（代理）、張忠進、洪招祥、郭添貴（代理）、陳秀鳳。由文化局主管後，其重要業務雖仍為《高市文獻》及專書之出版，但專書的內容越來越專業，也詳實紀錄下高雄市的變遷，如2009年（民國98年）出版的《紅毛港遷村實錄》，由數位專家分就文化、產業、港務、地政與戶政、歷史五大面向進行研究，並出版五本專書，對於紅毛港做了完整的紀錄，留下寶貴的文獻資料。

下表為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歷年出版的專書，可發現在1981年（民國70年）以前，出版品僅有市志的纂修（《高雄市志》），1981年至1993年，除了市志（《重修高雄市志》）外，主要出版品是市政紀錄，研究專書僅有《高雄市舊地名探索》、《高雄市古今詩詞選》、《高雄市人口變遷之研究》，1993年文獻會改組後，雖也有市志撰修（《續修高雄市志》），但重心逐漸轉移至研究專書出版，也帶動高雄市研究的質與量，這也是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對高雄市研究最重要的貢獻。

表一：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歷年出版品

資料來源：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二）《城市發展》

《城市發展》為另一本以高雄市為主要研究的刊物，創刊於2006年（民國95年）8月，也是高雄市政府所屬單位所出版，但其與《高市文獻》最大的不同，在於《城市發展》的發行單位：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要業務並非出版《城市發展》。從《城市發展》的出版，也可看到高雄市研究的轉向。

從《城市發展》創刊號的〈出版／緣起〉中可看出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出版此刊物的原由：

為提昇社會大眾對高雄市政府更有深度、更廣度的了解，凝聚社會大眾的都市共識及向心力，本會希望藉由邀請專家學者撰寫專論文章、獎勵市民投稿，推動全民參與市政，共同提昇市政研發的品質，因之透過本刊編輯委員會多次討論後始定刊名為「城市發展」，希望全方位地關注市政建設與規劃。[8]

由此可知《城市發展》的創刊是希望「推動全民參與市政，共同提昇市政研發品質」，是以市政的討論為中心，也因此其文章多半是來自於公共事務或管理學界，完全與《高市文獻》不同，也代表高雄市研究的轉向。

這兩本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出版的刊物，是目前最具代表的高雄市研究刊物，《高市文獻》專注於歷史的探討，《城市發展》則以市政推動為主，兩者具有良好的互補性，也提供了高雄市研究的討論空間。但由兩本刊物的發展歷史，也可看到高雄市研究的演進。

二、高雄學[9]的發展

高雄市研究除了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及兩本刊物外，從1992年代，由大學、民間及政府合作，關於高雄研究的研討會陸續展開，這也與當時在全臺各地興起的「地方學」有相同的脈絡，故雖有許多研討會並未標示為「地方學」，但本節仍以「高雄學」來對此發展做一討論。

「地方學」興起於1990年代，其根源於當時的幾項趨勢及發展：一是對於本土歷史的關懷，也就是台灣史開始受到重視。二是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興起，在社區營造概念中，要打造社區，必須瞭解社區以往的歷史，才能從中汲取養分。在這社區大學成立後，更成為社區大學的目標之一。三是政府文化機構的改變，各地文化局紛紛成立，推廣各地文史研究為其主要業務之一。

而這與上述《高雄市志》、《高市文獻》最大的不同，在於其雖然是以歷史研究為主要出發點，但卻涵蓋其他學科。1992年的宜蘭縣志，成為地方學的新典範，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中曾談及：「宜蘭研究這四個字，是代表對宜蘭這個特殊對象的研究，它能否變成一種學問呢？如果不管從自然環境到人文研究都能樹立宜蘭縣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可說是宜蘭學的一種基礎，如果宜蘭學可以樹立，我想全台灣的台灣學一定也可以成立」[10]，這段話點出地方學與以往縣志、文獻式地方研究的最大差異，也掀起全臺灣地方學的熱潮，全臺各縣市紛紛舉辦該地區研究的研討會與論文集，其中以各縣市政府、大學、社區大學及民間團體為推動主力。[11]

在高雄市，地方學的發展並不如宜蘭、臺南、屏東等地蓬勃，主要是缺乏發展中心，明確標示「高雄學」的研討會或機構也不多，但從許多民間與在地學院（包含空中大學與社區大學）對高雄市研究的脈絡看來，與「高雄學」精神互通的發展，可早自1992年開始，同年宜蘭縣發展宜蘭縣志時，高雄市也有民間團體與學院合作，積極討論高雄市的各種面向，當年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在台大教授黃俊傑主導下舉辦「高雄文化發展史學術研討會」，[12]後共舉辦五屆，直到1996年，這五次研討會也集結四輯《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性質與上述地方學較為接近，而黃俊傑教授也成為推動高雄學的靈魂人物，2000年，其與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合作舉辦「2000年高雄研究學術研討會」、「2001年高雄研究學術研討會」，[13]研討會論文亦集結成書，均於隔年分別出版：《2001高雄研究學報》、《2002高雄研究學報》。

2003年，輔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學院、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學校五校合組「高雄地區五校通識教育聯盟」，該聯盟成立後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其中在高雄餐旅學校舉辦的「2003年高雄文化研討會」，延續了黃俊傑教授的系列高雄地區研討會，後五校聯盟發起籌備並進而成立「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並由黃俊傑教授擔任理事長，期望建立高雄文化研究之理論、結合教育文化相關機構共同探討高雄文化，並發行高雄文化研究學術刊物（如《2004年高雄文化研究年刊》）和舉辦研討會（如「2004高雄文化研討會」），[14]至今仍每年持續舉辦研討會及出版研究論文集，已成為高雄研究每年最重要的會議。

以黃俊傑教授為中心的研討會及論文集，並未掛上「高雄學」之名，首先以高雄學為名者，則是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也在2002年委託高雄市地理學會出版「高雄學專題規劃」系列研究，[15]但未延續。而最近較活躍者為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現任校長吳英明教授就任後，積極推動「城市學」發展，並在其通識課程中，開設大量的高雄市相關課程，並舉辦研討會、出版期刊，為目前高雄學代表。

另也有心推動「高雄學」發展，分別是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及中山大學。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前身為高雄市新興社區大學，為高雄市最早設立的社區大學，前已述及，「地方學」思維與社區大學息息相關，承辦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的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也早在2000年曾舉辦「2000年高雄研究學術研討會」，但與其他社區大學相同，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面臨無法開課的窘境，發展為之中斷，但校方仍對高雄學推動懸念於心，於2010年重新規劃高雄學系列課程，並開設「打造高雄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高雄市產業發展」，由筆者授課，希望能讓高雄學在社區大學中茁壯成長。

除了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外，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也於2010年舉辦四次的「高雄學工作坊」，以工作坊方式討論高雄的相關議題。由上可知，以「高雄學」、「城市學」或「高雄研究」的名稱舉辦研討會、出版專書或開設課程者雖多，卻缺乏統整，然從1992年至今，仍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也使許多在地學者投入高雄地區研究，亦為高雄市研究不可忽視的一環。

三、戰後高雄市研究博碩士論文

戰後高雄市研究，除了市府的《高市文獻》、《城市發展》，以及民間與學院的高雄學外，近幾年來因國內研究所蓬勃發展，許多以高雄市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亦成為高雄市研究的生力軍，加深了高雄市研究的豐厚基底，因論文眾多，故本文以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用「高雄市」為論文題目索引，於2010年11月3日搜尋，共找到2122筆資料，以下為其分析：

圖一為戰後高雄市研究博碩士論文各年度分布圖，[16]可將其分為幾階段：1975年（63學年度）至1980年（68學年度）為開創期、1981年（69學年度）至1994年（82學年度）為第一期、1995年（83學年度）至2003年（91學年度）、為第二期、2004年（93學年度）迄今為第三期。

高雄市研究相關博碩士論文最早為1975年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張宏安所撰寫之碩士論文〈高雄市府會之關係〉，而第二篇研究高雄市的碩士論文，直到1980年（68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李崇德之〈高雄市二氧化硫污染佳化評估的個案研究〉，此為高雄市研究博碩士論文的開創期。1981年（69學年度）直線上升至10篇，以高雄市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至此才逐漸開展，從1981年至1994年（69學年度至82學年度）起伏仍多，最多有10餘篇，但也時常沒有掛零（如72、78、80、81、82學年度）。至1995年（83學年度）起，每年都有關於高雄市研究的博碩士論文，雖仍起伏不定，但除1996年（84學年度）僅有6篇，每年均有10篇，步入第二階段，至2002年更是高達77篇。2004年（92學年度）研究高雄市博碩士論文高達127篇，至此進入第三階段，除2005年（93學年度）未達百篇以上，每年均達百篇以上，以高雄市為碩博士論文主題，到達最高峰。

這些論文究竟是從哪些學校「生產」呢？從圖二：戰後高雄市研究博碩士論文撰寫學校分布圖可看出，這些論文是以具有地緣關係的學校為主，中山大學是第一名，共有533篇、第二名則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有463篇、第三名是國立成功大學（110篇）、第四名是樹德科技大學的107篇，接下來依序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64篇）、高雄醫學大學（63篇）、[17]國立臺南大學（53篇）、國立高雄大學（43篇）、屏東科技大學（32篇）、國立政治大學（29篇）。以上前十名的學校，僅有成功大學、臺南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及政治大學不是位於高雄地區的學校，而且僅有政治大學不是位於南部，可見位於南部，尤其是高雄地區的大學

為高雄市研究博碩士的主要生產者。原因不外乎資料取得容易、撰寫者或其指導教授對此地區議題也較熟悉，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圖二：戰後高雄市研究博碩士論文撰寫學校

至於是哪些科系最多？由圖三中可見撰寫戰後高雄市研究博碩士論文的前十名系所分別是；教育學系（75篇）、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58篇）、成人教育研究所（44篇）、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37篇）、政治學研究所（35篇）、教育研究所（31篇）、中山學術研究所（28篇）、工業科技教育學系（23篇）、經營管理研究所（19篇）、地理學系（19篇）。以上統計明確點出教育相關學系是撰寫高雄市博碩士論文的主力：教育學系、成人教育研究所、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教育研究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佔有前十名之半，論文總數更超越其他非教育系所之總和，其次為社會及管理相關學系：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中山學術研究所、經營管理研究所。可見在撰寫博碩士論文時，會選擇以「高雄市」為主題，一是教育學系，二是社會及管理相關學系，兩者都偏重實務，如考慮上述以「高雄市」為論文主題者，多半是高雄地區學校，選擇觀察、訪談及取得資料較容易的在地高雄市，有其脈絡可尋。

四、一般研究論著

戰後關於高雄市的研究，除上述三者外，尚有其他學者在期刊發表之論著。由於期刊種類過於眾多，故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查詢，並做一分析。

本研究以「高雄市」為論文題目關鍵字進行搜尋，[18]可發現被歸類為「學術類」共有1,121筆，數量相當眾多。圖四為刊登高雄市相關研究10篇以上的期刊，其中以《高市文獻》篇數最多，達91篇，其次為《社區發展季刊》的56篇，第三為《高雄文獻》的27篇，第四則為《城市發展》及《公教資訊》19篇。除《社區發展季刊》、《公教資訊》外，《高市文獻》、《高雄文獻》及《城市發展》已於上述提及，尤其《高市文獻》、《高雄文獻》兩者篇數，遙遙領先其他期刊，可見其對高雄市研究的貢獻。

從圖四的期刊也可看出一個現象，除專門探討高雄市的期刊，如《高市文獻》、《城市發展》、《高市文教》外，多半為與政府業務或社會、教育相關期刊，如《社區發展季刊》、《人事月刊》、《主計月刊》等，反而是位於高雄市各大學的學報並未列入統計，可見各大學學報中以高雄市為研究主題者並不多，[19]這是高雄市研究要提升的部分。

圖四：戰後高雄市研究相關期刊論文數

從年份也可看出高雄市研究的趨勢，圖五為戰後高雄市研究相關期刊刊登年代分佈圖，以高雄市相關主題的論文，最早是1953年，蔣紀周刊登於《臺灣教育輔導月刊》的〈高雄市三年的教育〉，但在1950及1960年代，研究論文仍相當稀少，多半也是教育方面的現況分析。1970年代雖然論文數量有增長，但每年均不超過10篇，直到1979年才有所突破，其原因就是《高雄文獻》的創刊，後逐步攀升，在1980年代最多為單年29篇（1985年），後在1990年代則是49篇（1994），到了21世紀，更高達66篇（2008）。除再度看到《高雄文獻》的重要性，以及參與高雄市研究者的逐年增加。

圖五：戰後高雄市研究相關期刊刊登年代分佈圖

五、結論：戰後高雄市研究的發展及展望

戰後高雄市研究之發展，本文以機關刊物（《高市文獻》、《城市發展》）、高雄學、博碩士論文及一般研究論文四個面向討論，可發現有明顯的時代性，1979年《高雄文獻》的創刊為一關鍵點。在此之前，以高雄市為主題的研究並不多見，一般論文最早是1953年蔣紀周的〈高雄市三年的教育〉，博碩士論文則是1975年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張宏安的碩士論文〈高雄市府會之關係〉，1950、1960年代高雄市的研究論文相當罕見，1970年代研究風氣稍增，每年均會有相關論文，但數量仍不多，直到1979年《高雄文獻》的創刊才開啟風氣，其對高雄市研究的貢獻，非常重要。

在此之前，高雄市的研究都集中在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的身上，不論是修纂高雄市志（《高雄市志》、《重修高雄市志》）或是《高市文物》的出版，都為當時風氣不彰的高雄市研究留下許多寶貴的資料，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對於高雄市研究，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80年代，隨著本土研究的興起以及《高雄文獻》的出版，高雄市研究漸漸受到研究者的青睞，不僅每年的論文篇數都超過10篇，碩士論文也開始出現。到了1990年代後，則在臺灣史更受重視，以及大專院校普設情形下，高雄市研究進入高峰，尤其在1995年後，一般論文及碩博士論文屢創新高，許多「高雄研究」的研討會也陸續舉行，此風氣至今仍未歇，如今每年一般論文都有50篇以上、博碩士論文更常突破百篇，「高雄學」的課程、研討會每年也有許多學校開設及舉辦，在縣市合併後，這股熱潮應可持續。

本文同時也發現，在論文數量持續增加下，關懷的議題也逐漸改變。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研究集中在高雄市文獻委員會身上，其所有議題自然以文史，尤其是文史為主，《高雄文獻》創刊後更是文史獨領風騷，即便是高雄學的「高雄研究」相關研討會，仍是文史為主軸。

除了文史之外，教育議題也是高雄市研究的主力，如1950、1960年代的論文，亦多半討論教育議題，到了碩博士論文大量成長後，教育相關系所則飛躍成長，幾乎有一半的論文來自於教育相關系所。

1990年代以後，與公共事務相關的社會科學議題大幅增加。不論是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城市發展》的出刊，或是在博碩士論文中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中山學術研究所、經營管理研究所出現大量關於高雄市的論文，以及一般論文中，《社區發展季刊》內有許多討論高雄市論文，都可看到此趨勢。對實務的探討，更逐漸凌駕原本的文史，，這也使得原本有重要地位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地位不再受到重視，殊為可惜。

整體而言，戰後（1945-2100）高雄市的研究，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仰賴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的努力，尤其是1979年出版的《高雄文獻》、《高市文獻》更帶動了高雄市研究的風潮，到了1990年後，這股研究熱潮更向上攀升，論文數量屢創新高，只是研究範圍也由文史為主轉向至教育及公共事務的實務議題，而高雄縣市合併後的組織再造，將使原有文史專責機構功能縮減，這也對未來大高雄市的研究有重大影響。

展望未來，高雄縣市合併成為新高雄市後，所面臨課題會較以往高雄市更多、更廣，如族群、客家、生態，都是高雄市研究往昔較欠缺之處，而高雄縣市合併後的版圖，也更接近日治時期的高雄州，這也意味著，新的高雄市治理，除了需要討論現實的議題外，也可以從歷史中吸取智慧，主政單位其實更應延續以往文史研究的能量，如此才能讓新高雄市走向更好的明日。

[1] 王御風，〈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思與言》（已審核通過，尚未出版）。

[2] 許桂霖，《重修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高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5年5月），頁203。

[3] 黃麗川、潘廷幹，《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高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62年7月），頁197-199。

[4] 徐美珠，《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業務簡介》，頁1-3。

[5] 同上。

[6] 林玉茹，〈地方知識與社會變遷—戰後台灣方志的發展〉，《台灣文獻》50：4，頁254-258。

[7] 冬啟程，〈主任委員序〉，《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九十二年會友年會實錄》（高市：高市文獻會，2003年12月）。

[8] 城市發展編輯部，〈出版／緣起〉，《城市發展》創刊號。

[9] 高雄學的含意，可泛指高雄市與高雄縣之研究，但因本文僅討論高雄市研究，故高雄縣部分不予討論。

[10] 張炎憲，〈開幕詞〉，《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市：宜蘭文化，1995），頁2-3。

[11] 王御風，〈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思與言》（已審核通過，尚未出版）。

[12] 黃俊傑，〈編者引言〉，《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  第一輯》（高雄：陳中和基金會，1994），頁3。

[13] 黃俊傑，〈序言〉，《2002高雄研究學報》（高雄：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2002）。

[14] 翁瑞霖，〈「高雄地區五校通識教育聯盟」建立夥伴關係實施模式之探討〉，《高雄文化研究2005年年刊》（高市：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2005年7月），頁113-114。

[15] 高雄市台灣地理學會，《高雄學專題規劃》（高市：高雄市政府研考會，2002，未出版）。

[16] 因國內碩博士論文均以年度為基準，但實際畢業時間多半為次年之一月或六月，故圖中63年度畢業者，實際上其論文完成時間為民國64年，亦即是西元1975年，以下討論為求全文完整性，均換算為西元年度。

[17] 因校名更改，高雄醫學院（40篇）及高雄醫學大學（23篇）均歸為高雄醫學大學。

[18] 此搜尋方式或許會對題目未特別註明「高雄市」或僅提及「高雄」者有所缺漏，但因相關期刊論文眾多，此處無法詳細討論

[19] 其中最多的是《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共有8篇。

本文作者：王御風｜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王御風，〈戰後高雄市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高市文獻》23：4（2010年12月），頁90-110。